封麵新聞記者 郝瑩 張奕丹 江西吉安報道

2021年9月26日，汪康夫收到小女兒汪珍珍轉發的消息，最高人民檢察院表示收到他的材料，已經依法受理案件。1966年被逮捕後，汪康夫在二審判決的《委托宣判筆錄》上簽字“我沒有強奸女同學”，1978年出獄後，他開始為自己申訴，至今已43年。多年來汪康夫的申訴均被地方檢察院駁回，這次收到最高檢的回複，他對此抱有極大的期待。

汪康夫

出獄後，背負罪名的汪康夫隻能當一個月30元工資的臨時工教師，經濟拮據也沒有放棄申訴。妻子周三英一手操持家裏的大小事，堅定的支持他申訴。兩人從不主動提起申訴的艱難，汪珍珍一度不理解父親的執著，即使相信父親清白，也因為父親被指控為“強奸犯”感到無力反擊。

55年後，一家人仍然相信，隻有法律才能證明汪康夫的清白。

受害人不知情的強奸案

79歲的汪康夫仍能脫口而出被逮捕那天的情況，1966年5月16日晚，社教工作組的曾福周到家裏來抓我，帶著警察。說我借職務之便找女學生談話，教遊泳，強奸少女學生兩名，猥褻10名，共有12個受害人。當時我在蓮花縣琴水小學當語文老師，我們班上的女同學一共才16個，他們說我強奸猥褻12人。

判決書中寫道，汪康夫所犯強奸少女罪，事實屬實，證據確鑿。犯罪情節嚴重手段惡劣，因被告認罪伏法的態度表現極不老實，在事實麵前頑固抗拒交代強奸的事實，企圖推卸罪責，根據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方針，判處有期徒刑十年。

1978年出獄後，汪康夫輾轉聯係到當初數名涉事女學生詢問原因，涉事女生稱年幼時在另兩名教師引導下寫了檢舉材料，得知汪康夫因此入獄後，表示願為其申訴作證。汪康夫說，“我哪怕有一點和女學生拉扯或者不正經，我也認了，但是沒有，我和學生的關係很好，當時是年級裏的示範班，他們都很敬愛我的，我無愧於我的學生。”

當年被指為強奸受害人的學生給他的回信中寫到，“接到您的來信，看過以後感到非常奇怪。真是禍從天上來，不知是誰在埋怨和害我......請您今後一定要把這事搞清楚，不要把我的名譽損害。”汪康夫覺得十分荒謬，連受害人都不知自己是受害人，他卻一輩子背著強奸犯的罪名。

汪康夫拿出兩本封皮已經褪色的書，分別是《怎樣寫訴狀》和《中國公民法律谘詢全書》，書桌上關於案情的書麵材料撐滿了一個塑料袋和一個藍色文件夾。申訴多年，他對糾正案件的法律流程了如指掌。“現在還不能說成功，檢察院他們受理之後要審核材料，如果覺得是冤案，就要向法院提起訴訟，法院重審了這個案子，能宣判我無罪，才算是糾正了。”

汪康夫和周三英在菜園裏

反擊是無力的

小女兒汪珍珍告訴記者，爸媽從未主動在孩子們麵前提起申訴的困難，“他們很早以前就一起請過律師，這件事我都是去年才知道的。”在媒體詳細報道前，汪珍珍也不理解父親對申訴的執著，之前就覺得他是不是有問題（生病）。直到父親年事漸高，不能再每周走5裏路去寄一封申訴信，也不會使用智能手機處理申訴需要的信息，汪珍珍才在幫助父親整理材料的過程中了解他的經曆。“看到資料越多的時候，心裏越忿忿不平，覺得他的努力是非常有意義的。我爸爸認為對就是對，沒有就是沒有，他是在為一種信念努力，因為他相信法律，也覺得隻有法律能證明他清白。”

出獄後的汪康夫在村裏的小學繼續做教師，他很會教書，學生都聽話，也喜歡他。他參加“最佳一堂課”的教學比賽得了一等獎，但還是隻能做個臨時工。“沒有資格轉正，一個強奸犯怎麽申請轉正？根本就不會考慮。”他教了一輩子書教到70歲，退休時還是學校的臨時工，1978年到2013年，他的工資都是一個月30元。“本來拿了獎人家推薦我去縣裏教書，一個月能多一兩塊，還給補貼路費，但是我想著，做得太普通對不起推薦我的人，做出成績了招人嫉妒，人家還是會說他是個強奸犯，就算了，最後也沒有去。”

汪珍珍說，村裏長輩吵架爭執的時候會說父親是強奸犯，有非常難聽的話，但我們反擊也是無力的，家裏（經濟）實力也不行，沒什麽好反擊的。教書本來就工資少，父親是臨時工就更少，幹農活賣菜也賺不了多少錢，家裏經濟一直很困難。汪康夫教書之餘也幫妻子種地，養些雞鴨，實在沒錢了，周三英便出去借錢，四個孩子也都讀了書。“我不會借錢，不會說，都是她出去借。”

周三英

周三英拍拍自己胸口，“老頭子一輩子辛苦搞申訴，我一輩子辛苦搞勞動搞家務，不要他幹家務，我來做，他就把這個事情搞清楚。”周三英說起丈夫就委屈心疼，反複說老頭子是可憐人受了很多苦，她對申訴的態度似比汪康夫更堅決，“我這一輩子搞不清就讓子女搞，子女搞不清就讓孫子搞，我支持他，一定要搞清！”

1966年事發至今，汪康夫已經為自己喊冤55年，十年勞改日子已經一去不返，為什麽還執著於一個“糾正”？汪康夫說，“我好好一個人當了這麽多年強奸犯，這個罪名是最醜的，我要清白。”周三英堅定地重複道，名譽值千金！

唯一的“戰友”

周三英還記得和丈夫初次見麵，彼時汪康夫出獄不久，父親病逝，家中一貧如洗，在獄中近十年，健康也消磨的所剩無幾。“他麵黃肌瘦，家裏連副碗筷都沒有，我家裏人個個都不同意。但是我覺得他老實，是個很有修養的人，他年輕的時候很帥的。”周三英用方言講著，汪康夫用普通話一句句翻譯，講到這裏兩人相視笑了。

兩人1976年經人介紹認識後結了婚，周三英“審”過丈夫一次，讓他說實話到底有沒有做？汪康夫說但凡有一點不清白也不會這麽執著於申訴，周三英從此沒有再懷疑過他。

對汪康夫，周三英總是有許多心疼憐愛，“我和老頭子結婚時，他爸爸生病走了，他一個人沒有兄弟沒有姐妹，受了太多苦。我和他結婚40多年，他愛護我，我說怎麽做就怎麽做，從不反對，我不相信他會強奸學生。”

汪康夫說妻子時也是又敬又愛，“她比我能幹，勤快，種地我是不如她。秋收的時候，我摟一把，她可以摟兩把，一個人能收一片地。以前勞動計分，男勞動力計10分，婦女勞動力是7分，但是三英工分和年輕男人一樣多。幹活太多了，身體也落下病，她腰也痛，腿也不好，現在耳背的厲害。”汪康夫看著走在前麵的妻子說，兩人下午總會一起去菜園子裏打理一下，汪康夫給妻子打下手。雖然不賣菜了，妻子閑不下來還是會種點自己家吃的。

在汪珍珍記憶裏，父親一有時間就在想他的起訴書要怎麽寫，母親白天一整天都在幹活，兩人都很忙。申訴、冤屈造成的氛圍始終籠罩著這個家，所以四個子女年紀尚小時，都不能理解父親，也不知道他的委屈。“可以說隻有我媽媽是和他站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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