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小雅》中有一句很著名的話，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的土地都是屬於周王的。周王一個人管不過來那麽多土地，於是

把土地分封給諸侯。諸侯們也管不過來，於是再分封給貴族。

貴族獲得的土地稱為封地，又叫食邑、田邑，從曆史記載看，它們是按畝計量的耕地。那麽問題來了，那些耕地以外的土地歸誰所有？

是一筆糊塗賬。理論上，既然沒有分掉，那就還是周王的。但是那些山 川海岸遠離都城，周王鞭長莫及，所以它們事實上處於無主狀態。不過好在上古時代人們的主要需求還是吃飽肚子，眼睛就盯著耕地、對山珍海味興趣不大，所以這筆糊塗賬也沒什麽大影響。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逐漸掌握了開發山海的技術手段。山上有鐵，可以熔煉；海裏有鹽，可以煮曬。這樣一來，山海的價值需要重估，它的所有權問題也就浮現出來了。

周朝的鐵礦很分散，鹽場則很集中，主要分布在當時的齊國境內。所以很自然，山海所有權的問題在齊國最為突出。齊國的管仲，成了曆史上第一個提出“官山海”的人。所謂“官山海”，就是把原本無主的山海歸國有，變成官營。這是一個製度上的頂層設計，並且由此引導出一係列衍生結果。比如說，海洋的所有權明晰之後，海鹽的生產就不能隨便進行了。海邊的農民曬出鹽來之後，必須以指定價格賣給官府，再由官府批發各地。曬鹽是個體力活兒，沒多大技術含量，也不存在明顯的規模效應，所以官營之後，生產效率不見得有什麽變化。但是齊國掌握了周朝主要的食鹽資源，統一的官營可以帶來壟斷效應，出口議價能力肯定是增強了。同樣的東西、同樣的成本，但是可以賣得更貴。事實證明，“官山海”政策實行之後，齊國很快就商業興隆、日進鬥金。

某些不求甚解的人，看到這裏便以為管仲成功了。曆史可沒那麽簡單。其實這裏還有一個根本問題沒有說清楚，那就是：賺錢有什麽用？

錢有什麽用，這在市場經濟、和平年代根本不算個問題。但要是碰上饑荒戰亂，錢還真就沒什麽用，隻有糧食和武器才有用。而管仲所處的先秦時代，饑荒和戰亂幾乎連綿不絕。易子而食、析骸而爨、赤地千裏、餓殍遍野………這些先秦典故，光想一想，就足以讓人不寒而栗，所以那絕對不是一個“錢很有用”的時代。

根據《管子》記載，管仲賺錢的第一個用途是打經濟戰。齊國的鄰國魯國擅長生產一種叫作“綈”的紡織品。管仲先在本國推廣“綈”，流行後又禁止本國民眾生產“綈”。於是，對“綈”的強勁需求如潮水般湧向魯國。這還不算，管仲又向魯國商人喊話，有意渲染緊張氣氛，鼓動他們產“綈”。於是大量魯國民眾放棄務農，投身於織“綈”行業。

一年之後，魯國糧價暴漲。這時管仲突然停止所有的“綈”進口，魯國經濟頓時崩潰，魯國的國君也不得不親自跑到齊國去獻禮示好。製服魯國之後，管仲又用同樣的手段收服了莒國和萊國。借此威勢，齊國的國君齊桓公才能夠約會諸侯，當上了春秋霸主。管仲純粹運用經濟手段，不費一兵一卒，就使齊國實現了霸主地位。其背後的邏輯就是以金錢引誘，令敵人輕視、放棄農業，最後不戰而敗。關鍵點，其實還是糧食。

管仲賺錢的第二個用途就是奢侈享樂。管仲鼓動消費，鋪張人 工， 提倡厚葬，甚至相傳他還是色情業的祖師爺。在他任內，齊國從上到下極盡歡娛享樂之能事。齊桓公自詡有三好：好吃、好田、好色。《戰國策》描寫齊國都城民眾“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築，鬥雞走狗，六博蹋鞠”。在經濟戰中，管仲善於用金錢腐蝕敵人，誘使他們舍本逐末，而讓他自己來抗拒金錢的誘惑，看來也不是那麽容易的事。

我們知道，先秦生產力低下，牛耕、鐵犁均未普及，育種和栽培的技術也不成熟。農民就算全力耕析作，也未必能養活全家老小。在這種情況下，齊國經濟能否支持工商業乃至服務業的高度發展？

假設農民一家4人，全力耕作，所得收成可以供養5人，那麽4個農戶才可以供給1個非農戶。全國全少要有80％的人口務農，一旦低於這

個比例，就要餓死人，這還是在不考慮任何奢侈消費的情況下。所以生產力約束是死的，你選擇了“逐末”，就必然會“舍本”。這是時代條件所決定的，管仲就算是天縱奇才，也不可能繞過去。

果不其然，管仲的頂層設計惹火燒身，齊國的霸業一世而終。齊桓公死後，國家陷入混亂，諸子爭權，相互攻伐。齊桓公死後67天無人收

屍，淒慘無比。此時距他稱霸諸侯，前後還不到40年時間。

管仲為後世的頂層設計者們留下了一條經驗：社會上的事務大多是短期、微觀、近似於勻質的，市場機製處理此類事務的效率最高；但是也有某些事務是長期、宏觀、具有戰略重要性的，比如說一個國家的糧食生產，處理此類事務則不能完全依賴市場機製。

對小國寡民來說，他們麵對的主要是前一類事務，較少遭遇後一類事務，因此在他們的文明中也沒有進化出相應的處理工具。而中國則由於曆史和規模，天然需要處理更多後一類事務，中華文明因此進化出文官製度作為市場機製的補充。接下來我們看一看曆史的另一麵：

秦並吞六國，這是眾所周知的。其實在周朝初年分封天下時，並不存在秦國，隻有一支在西部邊境上養馬的部族被稱為秦人，後來，秦人幫助周王對抗蠻族入侵有功，才被封為諸侯。

秦人本來就居住在周朝的西部邊境上，他們的封地又在崤山以西，所以周王對秦人的分封，等於是開了一張空白支票，想填多少就填多少，隻不過填完了得憑自己的拳頭去兌現。

後來，秦人的表現遠遠超出了周王的預期。秦國不斷向西擴張，連滅周邊12國，辟地千裏，一下子成了周朝最大的諸侯國之一。這樣的曆史淵源，造成了秦國三個與眾不同的特征。

首先，秦國沒有疊床架屋的貴族階層，治理結構扁平化。在對周邊的征戰中，秦國先後有多位國君戰死，這在周朝諸侯中是絕無僅有的。

其次，秦國的人口土地大多是征戰得來的，正所謂“一張白紙好畫圖”，沒有貴族分封的曆史，有利於中央集權，推行各種改革也都比較容易，更便於進行頂層設計。史稱秦國“君實有郡縣”，也就是說，相比於其他諸侯的“虛有”，秦國的中央政令可以實實在在地通行於郡縣。

最後，秦國地處黃土高原，物產種類並不豐富，桑、麻、木材都比較匱乏，先天就缺乏發展工商業的基礎。但是這裏土地肥沃，十分適宜種植糧食。

相比於中原諸侯，秦國無疑是一個另類的國家。而商鞅變法，更是一個另類的故事。商鞅是衛國人，曾經在魏國做官，後來經人引薦，他當麵向秦孝公闡述了自己的改革計劃。獲得認可後，他就被直接提拔為左庶長（最高行政官），進行改革。可以說，僅僅這個故事的開端，在其他諸侯國就是個不可能發生的事情。要是秦國國內也有一大群習慣於爭權奪利

的權貴集團，他們能眼睜睜地看看一個外人爬到他們頭頂上去？

商鞅變法，本質上也是頂層設計，主要內容也涉及“官山海”。當然秦國沒有海，隻是把礦山收歸官營。管仲在齊國實行“官山海”的同時，

還推出了不少配套措施，比如降低稅率、簡化行政、招徠客商等，商鞅“官山海”則反其道而行，提高稅率、限製交易、禁止遷徙。所以管仲是以官營手段來發展山海，而商鞅則是以官營手段來限製山海。

商鞅一手限製山海發展，另一手卻力推農業，降低農業賦稅，組織開荒，獎勵高產。如果把商鞅的這兩手棋歸納起來看，那就是4個字：

產業降級。

通常意義上的經濟發展都是產業升級，產業鏈是延長的。比如消費糧食，直接吃是最初級的；喂養牲畜然後吃肉，那就是升級：收羅食材，精細烹飪，又升一級。吃的升級了，穿的、用的、住的也都可以升級，永無止境。

但是如果從熱量獲取的角度看，上述“產業升級”其實是名副其實的“效率降級”。100克小麥直接吃的話，可以提供300多卡的熱量。如果用同等數量的小麥喂豬，轉換成豬肉的熱量不到80卡。如果精細烹飪，熱重還要大打折扣。如果再講究用餐環境，那麽消耗掉的人力熱量將遠匹超過300卡。換句話說，本來是想消費100克小麥的，但是弄到最後一個人沒吃飽，還累壞、餓壞三四個人。

假如熱量的供給不是問題，那麽大可置“熱量效率”於不顧，以產業升級、滿足人欲為先。但是先秦時代最大的問題，恰恰就是熱量的供給。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指出：土地的供給能力與外部投入相關，總是線性增長；而人口的增長則與基數相關，總是指數增長。因為指數增長是加速的，所以無論初始值是多少，它遲早都會超過線性增長，因此每當人口數量超出土地的供給能力時，就必須有人死去。至於怎麽死去，是餓死、病死還是戰死，並沒有本質區別。所以長期來看，唯一有意義的事就是盡可能地提高土地的供給能力。

商鞅主張發展農業、抑製工商業、對外征戰，這三個手段，形式雖異，卻互為表裏，為的都是同一個目標：提高土地對秦人生存的供給能力。商鞅的眼光，超越了某些庸俗的曆史評論家。秦國破格重用商鞅的眼光，也超越了其他諸侯。甚至後來商鞅在政治鬥爭中身敗名裂，他的對手們卻也不曾“因人廢言”，繼續沿用他的頂層設計，直至國富民強，席卷中原。這是一種驚人的現實主義精神。

秦始統一中國後，為了彪炳自己的千秋功業，在泰山舉行封禪大典。麵對皇天後土，他總結了8個字：“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意思

是，推崇農業，抑製工商，老百姓因此富足。

商鞅如果地下有知，應當可以含笑九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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