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寧區

3.3.2德國大眾

在新能源汽車時代，大眾汽車集團在中國的戰略布局發生了重大轉變，將重點投向了合肥，隨著大眾汽車在新能源汽車領域的快速發展，合肥憑借其在大眾投資版圖中的重要地位，無疑將成為這場產業變革中的“大贏家”。2020年5月，大眾中國宣布了一項重大投資，向投資11億歐元，成為其最大股東，同時對江淮汽車投資10億歐元，增持江淮大眾股份至75%。根據協議，大眾承諾將向合資公司引入4至5個品牌產品，並設定了生產和收入的宏偉目標：預計到2025年生產20萬至25萬輛汽車，總收入達到300億元人民幣；到2029年生產35萬至40萬輛汽車，總收入達到500億元人民幣。業界評價這一舉措為國際品牌真正進入中國新能源汽車市場的重要標誌，顯示出大眾在新能源汽車領域的堅定決心和強大實力。

2023年5月，大眾安徽進一步加大了在合肥的投資力度，宣布將投資231億元人民幣建設生產基地和研發中心，其中固定資產投資141億元，研發投入約90.5億元。這一投資計劃體現了大眾對中國市場的長期承諾和對新能源汽車產業的深度布局。同年7月，大眾汽車集團再次在合肥投資10億歐元，成立大眾汽車（中國）科技有限公司，該項目整合了整車研發、零部件研發和采購等多個領域，將成為大眾集團在全球範圍內僅次於德國沃爾夫斯堡的研發基地，同時也是其在中國最大的科技和創新中心。目前，大眾在中國的前三大投資項目均集中在合肥，這不僅凸顯了合肥在大眾新能源汽車戰略中的核心地位，也預示著合肥將成為大眾汽車在新能源汽車領域快速發展的重要支撐。

3.4人工智能：中國聲穀集聚AI資源

安徽省在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同時，也在積極培育和發展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中國聲穀作為人工智能產業的重要代表，已經在全球範圍內建立了聲譽。2012年，中國工信部與安徽省政府簽署了合作備忘錄，旨在共同推動安徽語音產業的發展。隨後在2013年，雙方合作的“中國聲穀”項目在合肥正式啟動。中國聲穀始終注重產業方向和路徑的精準性和前瞻性，從智能語音到人工智能，再到“AI+AK”雙A戰略（人工智能+信創），定位清晰。在產業生態建設方麵，中國聲穀致力於構建全國領先的產業體係。2021年7月2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於推動中部地區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明確提出要在中國聲穀等重點區域堅持創新發展，標誌著中國聲穀的發展已經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麵。

中國聲穀是合肥新興產業快速發展的一個縮影，作為國內首個專注於智能語音和人工智能領域的國家級產業基地，中國聲穀已經成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人工智能產業集聚區。2023年9月，在世界製造業大會期間，工業和信息化部與安徽省人民政府簽署了進一步推進中國聲穀高質量發展的合作備忘錄。根據備忘錄，雙方計劃在大約5年內，將中國聲穀建設成為以合肥為中心，輻射長三角、服務全國、影響全球的世界級先進製造業集群。截至2022年底，中國聲穀已經吸引了2005家企業入駐，年產值達到約2050億元，顯示出其強大的產業集聚和創新能力。

3.4.1科大訊飛

科大訊飛股份有限公司，最初成立時名為安徽中科大訊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成立於1999年，以智能語音技術為核心，在AI領域擁有超過二十年的深厚積累，並在語音識別、語音合成、機器翻譯、OCR、認知智能等關鍵技術上實現了持續的創新和突破。2008年，公司在深圳證券交易所成功上市，並在2014年正式更名為科大訊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科大訊飛”）。公司長期致力於研究智能語音識別與合成、語音評估、圖像識別、機器翻譯、自然語言處理等核心AI技術，並被認定為國家重點軟件企業、國家高新技術產業基地。2002年，科大訊飛先後獲得複星集團和聯想控股的投資，為初代產品提供了創新資金。

科大訊飛的業務覆蓋了教育、智慧城市、開放平台與消費者業務、運營商業務、汽車智能網聯、醫療健康以及智慧金融等多個行業和領域。從收入結構來看，教育產品和服務、開放平台及運營商業務是公司的主要收入來源。盡管教育領域的收入同比下降了8.86%，但依然達到了58.51億元。汽車智能網聯業務的增長最為迅猛，同比增長了49.71%，收入達到了6.96億元。此外，公司的開放平台及消費者業務、汽車智能網聯業務、醫療業務、智慧金融產品和解決方案均實現了同比增長，增長率分別為33.28%、49.71%、15.41%、23.01%，收入分別達到了61.85億元、6.96億元、5.4億元、2.89億元。開放平台及消費者業務涵蓋了開放平台、智能硬件、移動互聯網產品及服務等多個方麵，其中開放平台業務的增長尤為顯著。

科大訊飛如何憑借多元化並購實現業務擴張和經營協同？

在人工智能行業的興起和擴展過程中，互聯網、雲計算和大數據等技術的成熟使得AI交易和服務可以不受時間和地點的限製，實現異步的虛擬交互。人工智能企業通過提供基礎的計算能力，在開放的技術平台上解決算法和數據問題，同時需要將技術應用於具體場景中，以挖掘數據的潛在價值。因此，人工智能企業在實施場景化業務時，必須確保服務和產品的準確性以及服務的廣泛覆蓋，以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如果計算能力、數據量或服務規模不能滿足市場需求，交易的穩定性就會受到影響。在人工智能企業通過並購來整合資源的過程中，一個主要目標是實現資源在時間和空間上的穩定配置。服務資源、客戶資源和技術資源是企業運營中的關鍵要素，它們在並購中是否能夠實現互補和協同作用，是評價並購能否帶來經營協同效應的重要標準。

作為行業的先驅，科大訊飛麵臨的主要挑戰是盈利的延遲風險。由於缺乏先例，科大訊飛必須自主進行技術創新，並在規模較小的階段迅速擴大市場份額。通過並購，公司不僅能夠擴大規模，還能獲得技術專利，降低研發成本，實現規模經濟，提高市場競爭力。科大訊飛通過並購實現了快速成長，但主要集中在相同行業，這限製了其發展空間。隨著人工智能行業的發展，單一行業的局限性開始顯現。為了突破行業限製，科大訊飛需要進一步拓展到相關領域。多元化並購成為解決行業壁壘的有效手段，幫助公司迅速進入新領域，獲取先進技術，擴展業務和生態鏈。

科大訊飛的未來發展方向包括教育、醫療、交通、家居等多個領域，推動語音技術在多個場景中具有廣泛應用，如教育、安全、娛樂、客服和車載係統。科大訊飛以自主研發的人工智能開放平台為核心，向外擴展，為不同行業的開發者和用戶提供人工智能服務，降低溝通和服務成本，改善用戶體驗。在教育領域，公司推動教育模式的數字化和智能化；在醫療領域，構建輔助診療係統，提供數據支持；在城市業務領域，提供基於人工智能的產品和解決方案。通過智能平台，科大訊飛實現多行業服務和開發的協同發展，實現外延式擴張。

四、參考路徑的啟示與核心矛盾的回答

城市經濟的發展依賴於創新型企業、產業集群和研究型大學的發展，可循環的科技金融生態核心在於“政府引導下先進製造和戰略新興產業集群的不斷衍生和強化，促進產業自我繁殖，彼此利用技術優勢，帶動上下遊企業網絡式學習”，不同要素的參與程度不同，塑造了風格迥異的“矽穀模式”和“合肥模式”。因此，本章節將總結矽穀科創生態演繹發展的機理，深化對於科技創新四螺旋框架的認知，澄明創新金融與其他三大要素之間相互作用的邏輯。另一方麵，結合安徽合肥在科技金融生態中的實踐探索，加以檢驗合肥模式與矽穀模式的區別差異，並試圖解答我們在2023年7月外發的報告《科創金融與引導基金》中提出的核心矛盾和痛點問題。

4.1矽穀經驗：創新四螺旋運行啟示

在當今全球化的知識經濟時代，科技創新已成為推動各國和地區發展的核心動力。為了增強自身的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各國都在努力構建全球性的科技創新樞紐。美國加州的矽穀，作為全球知名的科技創新高地，不僅是創新網絡的關鍵節點，也是資金、產業鏈和人才資源的匯聚地，堪稱創新生態係統的典範。然而，隨著時代的演進，矽穀也麵臨著必要的調整與變革。在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浪潮中，矽穀受到外部環境的深刻影響，其傳統的運作模式已難以滿足當前經濟發展趨勢的需求，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製約了其發展轉型的步伐。本小節梳理了美國矽穀科技創新體係的演進曆程，從“萌芽”到“成熟”各個階段中創新主體與要素的特征，探索其運轉的一般規律與機製。

從地理角度來看，矽穀通常指的是舊金山灣區南部沿101號公路的一條帶狀區域，起點是帕羅奧多市，經過山景城、森尼韋爾，經過坎貝爾，一直延伸到聖克拉拉縣的行政中心聖何塞市。隨著時間的發展，費利蒙等舊金山灣兩岸的地區也被納入了矽穀的範疇。因此，本小節“矽穀”這個名詞具有兩種含義：一是指聖克拉拉縣及其周邊的聖馬特奧縣、弗裏蒙特東灣以及舊金山半島的具體的地理區域（大矽穀地區，如上圖所示）；另一種則是比喻性地指代整個灣區內的高科技產業集群。

4.1.1美國矽穀科創生態的演進曆程

（1）萌芽期（斯坦福大學的誕生到20世紀40年代）：政府單向驅動

在20世紀40年代之前，由於經濟大蕭條和二戰的雙重影響，矽穀的起步發展得益於政府支持的軍工產業，而斯坦福大學則為這一地區提供了人才和知識的基礎。在矽穀的早期，科技創新能力相對有限，合作方式不多，尚未形成成熟的創新體係。但聯邦政府通過政策撥款的方式資助高校開展研究活動，形成了政府主導下的單項驅動合作關係，成為矽穀科技創新體係的雛形，國防電子技術也成為其發展的主導產業。

斯坦福大學自1891年成立以來，就擁有強烈的創業精神，吸引了全球資本和創意，形成了舊金山獨特的創業文化。得益於實用教育的普及，斯坦福大學培養了許多傑出的創業者、學者和技術專家。1925年，特曼教授加入斯坦福，推動師生參與電子領域的創業項目。許多斯坦福畢業生選擇留在矽穀創業，如查理·立頓和拉爾夫·海因茨等，他們的企業在二戰期間為美國提供軍事裝備，並迅速成為電子行業的領導者。

另一方麵，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政府為了應對國際形勢和軍事需求，開始與高校展開軍事技術合作。1933年，美國海軍在舊金山灣區建立了基地，並與當地大學簽訂了無線電技術研究合同，提供資金支持軍事科技的研發，推動了矽穀無線電通訊技術的進步。1941年，聯邦政府成立了科研發展辦公室，這標誌著政府開始直接資助大學研究，並引導研究方向，以滿足國家的軍事需求。這種模式極大地提高了科研成果轉化為實際應用的效率。同時，政府還與矽穀地區的企業簽訂了國防合同，采購軍用產品，這為國防電子產業的快速發展提供了動力，也為一些初創公司成長為知名企業創造了機會。

（2）起步期（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半導體發明熱潮

20世紀50年代，隨著美蘇冷戰的加劇，美國政府加大了對軍工領域的資金投入，以強化軍事科技並保持其國際領導地位。矽穀的科技進步得益於政府的軍事需求，斯坦福大學在科技轉化方麵的推動，以及早期風險投資的助力，吸引了眾多實驗室和初創企業聚集。矽穀不僅繼續軍事技術的研發，也開始將技術成果市場化，特別是半導體技術的興起，標誌著科技產業的快速發展。政府的政策支持和風險投資的興起為科技創新提供了動力，大學在獲得充足研發資金後更加專注於基礎研究，成為知識創新的源泉。矽穀的創新主體逐漸形成了政府、企業、大學三方互動的模式，為科技創新體係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半導體集成電路技術的發展標誌著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到來，矽穀開始成為全球創新的高地。斯坦福大學在1951年建立了科技工業園，轉型為創業型大學，推動軍事技術向民用市場轉化。作為非營利研究機構，斯坦福工業園參與了知識的生產、傳播和利用，促進了科技成果的產業化、商品化和市場化。工業園通過市場導向的合作研究和招商引資，建立了高校研發、師生創業、企業生產的技術轉化平台，形成了學術與產業交互的新模式。斯坦福大學還鼓勵師生自主創業，推動了知識技術向產品生產的轉化，催生了眾多初創企業。譬如，冷戰推動了國防工業和電子科技的發展，矽穀的半導體行業迎來了黃金時期。1956年，威廉·肖克利在矽穀成立了第一家以半導體為材料的晶體管公司；1957年，仙童半導體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成立。

依托成熟的風險投資市場機製，SBIC計劃逐漸成為初創企業融資生態係統的基石。1957年，斯坦福大學電子研究室的迪恩·沃特金斯創辦了電子情報係統製造公司，成為矽穀首批風險資本投資的公司之一。1958年，美國小企業管理局（the U.S． 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SBA）頒布《小企業投資法案》（Small Business Investment Company，SBIC），解決初創企業融資困難等問題。隨後十年，美國大部分風投資金來自該法案，矽穀企業成為主要受益者。風險投資公司如大陸投資公司、戴維斯·洛克公司、德雷珀·約翰遜公司等在政策環境下迅速發展，也促進了矽穀科技研發活動的繁榮，吸引了大量創業群體和商業資本。

（3）成熟期（20世紀70年代至21世紀）：互聯網助力下，政府—企業—大學合作更加緊密

矽穀的科技創新體係在斯坦福大學的技術轉移模式、創新公司的活躍以及政府的支持下不斷演進，確立了其作為全球科技創新中心的地位。在個人計算機和萬維網的推動下，矽穀進入了第三次科技革命，信息產業迅猛發展。大學與企業之間的合作日益緊密，政府的法律保障體係也日趨完善，盡管科技企業在成熟產品和穩定收益方麵仍麵臨挑戰。政府方麵，在推動矽穀科技創新方麵發揮了關鍵作用，通過頒布一係列法律政策，為科創研發提供了堅實的保障。1983年《貝杜法案》的實施，增強了大學技術轉移的積極性。1984年《全國合作研究法案》的出台，為政府、企業、大學之間的合作提供了法律基礎。大學方麵，斯坦福大學1970年設立技術許可辦公室，有效提升了科研成果的市場應用速度和效率，促進了科研成果的社會價值創造，為矽穀的技術轉化和產學研合作開辟了新路徑。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的跨領域研發基金，也進一步促進了大學與企業的緊密聯係。

企業方麵，矽穀在20世紀70年代開始專注於個人計算機和互聯網技術的研發，引領了信息技術革命。施樂矽穀研發中心的成立，以及英特爾、蘋果、微軟等企業的崛起，標誌著矽穀在全球市場的領先地位。1991年萬維網的誕生，鞏固了矽穀作為全球互聯網公司發源地的地位，矽穀正式進入了“無矽”時代。在風險投資（VC）領域，互聯網投資浪潮甚至延續到了現在，2023 年，大矽穀地區的VC資金中互聯網公司的份額（58%）創下曆史新高；非互聯網/移動軟件公司的份額（5%）則來到了自2012年以來的最低水平（2%）。

回顧這一時期，政府、企業和大學等創新主體之間的合作關係日益穩固，構建了一個成熟的區域科技創新網絡。即大學研發的新技術迅速進入市場，接受檢驗；企業在技術發明和產品功能完善方麵發揮作用，提升市場競爭力；政府通過政策和資金支持，加快了技術研發的步伐；同時，矽穀優越的知識生產環境和創新氛圍吸引了更多的公司和資本。政府、企業和大學的“集群效應”提高了創新效率，並在此基礎上建立了更加規範的技術行業標準，形成了一個多邊性、專業化、高質量的創新網絡。最終，矽穀的創新要素在成熟期構成了一個雙層的科技創新體係：第一層是由政府、企業、大學等創新主體組成的創新支撐層；第二層是由風險投資、服務機構、行業協會以及矽穀的創新文化和環境組成的創新協同層。

（4）轉型期（2008年至今）：危機中的轉移更替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矽穀的科技創新受到了資本追求快速回報的負麵影響，導致創新節奏受到幹擾，傳統的科技與資本合作模式麵臨挑戰。矽穀在發展中遭遇了一係列困境可以總結成，未能及時將重點轉移到人工智能等硬科技上，導致其全球科技中心地位受到動搖；科技與風投的合作模式破裂，創新成本上升，初創企業融資難度加大，創新生態趨於僵化；人才和企業的聚集導致成本上升，同時分布式工作的普及降低了矽穀的地理優勢；全球範圍內，其他國家也在積極構建科技創新體係，吸引人才和投資，矽穀的吸引力相對減弱。盡管如此，矽穀的創新體係積極適應第四次科技革命，發展人工智能等未來產業和新能源為核心的綠色經濟，通過“正向更迭”“轉移更替”逐步進行轉型。

另一方麵，矽穀科技創新體係的支撐主體與協同要素密切合作，形成較為穩定的“投入—產出”機製，追求矽穀 “轉移更替”的轉型契機。政府端，矽穀的創新體係通過政府的政策支持和企業、高校的緊密合作，尋求轉型機遇，陸續出台了《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案》和《綠政法案》等，以促進科技創新和綠色發展。產業端，新興技術公司如特斯拉，通過智能化改造傳統工業，拓展了產業領域。斯坦福大學和其他研究機構通過產學研合作，為矽穀提供了人才和技術支持，推動了科技創新的持續發展。

4.1.2美國矽穀科創生態的經驗啟示

矽穀模式——以高等教育和科研機構為核心，能夠快速將科研成果轉化為實際生產力和市場商品，從而形成高技術產業集群，最終將科學研究與產業發展緊密結合的創新生態係統。矽穀所形成的科技創新體係實際上是以人才與技術為核心，由政府、企業、大學三個主體相互協作的結果：政府扮演著關鍵角色，為大學提供資金支持，培養人才，推動基礎研究，並為企業創造有利的商業環境，包括提供戰略性商品訂單；大學則通過人才培育和知識轉移，為企業輸送創新動力；企業利用這些技術和知識，開發新產品，推動市場發展，同時為社會創造稅收，促進經濟增長，並提供就業機會。與此同時，風險投資、服務機構和行業協會等創新支持要素持續為企業提供必要的資源和服務；創新基礎設施的建設和創新文化的培育，為矽穀的持續創新和發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各級政府、大學和產業之間的相互作用推動創新螺旋式前進的互循環，使其成為一個成功的科技創新典範，可以把這個循環體係稱作“矽穀三螺旋”。

啟示一：除了政府、大學、產業，矽穀科創生態是否存在第四螺旋？

矽穀的高科技產業發展得益於成熟的創業投資（風險投資）機構，這些機構與產業形成了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自1960年代以來，矽穀的創業投資一直是美國風險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每年占據全美風險投資總額的30%以上。到了1990年代，隨著互聯網信息產業的興起，矽穀的風險投資進入了新一輪的高潮，並采取了合夥製這一穩定的組織形式。美國在全球創業投資中占據主導地位，而矽穀則是美國創業投資的核心區域。根據2024年矽穀指數報告的數據，2023年矽穀的風險投資總額達到了189億美元，占加州總投資的47%，占美國風險投資總額的21%。

三螺旋理論指出，大學、產業和政府之間的互動對於提升知識型社會的創新環境至關重要。創新不僅體現在企業新產品的開發上，更體現在不同製度領域之間創造的新安排上。隨著經濟的發展，金融製度對技術創新的影響日益顯著，金融體係已成為推動技術創新發展的關鍵製度之一。科技的進步需要金融的支持，金融不僅是科技成果轉化為實際生產力的媒介，也是科技與經濟結合的紐帶。科技的快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金融體係的完善，風險投資對科技企業的創新活動起到了關鍵的推動作用，無論是在研發投入還是專利產出上，獲得風險投資的企業都表現出色。要實現科技的跨越式發展，不僅需要金融業的支持，還需要政府、企業等多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以加速科技成果向生產力的轉化。因此，借鑒矽穀模式三螺旋的思想，科創生態的第四螺旋應是“創新金融”，其核心是政府創業投資基金（Government Venture Capital， GVC）。

將第四螺旋——創新金融放入矽穀創投發展的曆史中，反複驗證可以發現，政府、大學、產業和資本的互動，在矽穀多個產業的發展中得到了體現。譬如，半導體產業的發展催生了微處理器技術，進而推動了個人計算機的誕生。個人計算機的普及又為軟件產業的興起提供了土壤，而軟件產業的發展又得益於互聯網的普及。互聯網巨頭們的成功不僅創造了巨大的經濟價值，還為生物科技和綠色環保技術等新興產業提供了資金支持。矽穀因此成為全球創新的重要發源地，並在過去幾十年中引領了計算機軟硬件、互聯網、移動互聯網、智能硬件和人工智能等多個領域的發展趨勢。

綜上所述，矽穀的技術演進曆程展示了信息技術在經過量的積累後實現質的飛躍，漸進性創新與突破性創新相互交替，推動經濟持續發展。在矽穀，每當一個產業集群發展到成熟階段，就會開始探索新的產業領域，形成新的產業集群。從信息技術到生物技術，再到納米技術，矽穀不斷對原有產業集群進行迭代和升級，保持了整個區域的創新活力和產業生態的繁榮。矽穀的成功經驗表明，持續的創新能力和產業迭代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關鍵。通過不斷探索新的技術領域和產業方向，矽穀實現了從單一產業向多元化產業集群的轉型，形成了一個充滿活力和競爭力的創新生態係統。

啟示二：矽穀產業發展的動力來源是初創企業還是龍頭公司？

矽穀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創業企業的活力，這些企業不僅獲得了大學提供的尖端知識和技術、人才資源，還得到了投資機構的資本支持。成功創業後，企業家們積累了財富和經驗，進而成立創業和天使基金，進一步支持新的創業者，推動了創業生態的擴展和企業群體的增長。然而，我們認為，矽穀的發展並非僅靠創業公司，而是得益於一些大型企業、行業領頭羊或產業鏈主導者的支持和投入。穀歌、蘋果、甲骨文、Juniper Networks和Facebook等公司構成了矽穀技術生態係統的堅實基礎，通常擁有數十億美元的銷售額。大型企業不僅技術領先，而且資金雄厚，能夠投資新技術的研發，並通過創新創業過程孵化新公司。截至2023年底，矽穀和舊金山地區共有276家獨角獸公司，其中矽穀地區占106家，占比38%。在2020年至2023年間，全球超級獨角獸公司（市值超過100億美元的未上市公司）數量從27家增加到51家，舊金山灣區就有21家，占比41%

大企業與創業公司的共生關係，塑造了矽穀在行業中的競爭力，具體來看：

（1）大型企業常常是創業公司產品和服務的主要客戶，而創業公司則通過與大企業的“開放式創新”合作獲益，並通過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與大企業實現利益平衡。

（2）大型企業可以通過收購創業公司來實現市場的快速擴張，他們傾向於培育子產業的新領頭羊，並從公司外部引入創意和技術，使企業邊界和管理機製更加靈活。

4.2合肥探索：自上而下建立的產投之城

矽穀的成功得益於美國自由市場經濟的背景，其中政府的政策，例如移民政策、國防部的資金支持、養老金投資創業市場、地方稅收優惠以及財政基金對中小企業的扶持，都為矽穀的繁榮創造了有利條件。這些政策主要旨在營造一個有利於創新創業的環境，而非直接幹預市場運作。矽穀的崛起更多是市場力量的自然結果，而非政府有意為之。市場機製激發了大學、投資者、企業和政府之間的互動與合作，這種自下而上的動力推動了矽穀的技術產業化，促進了經濟的快速發展。矽穀模式通過市場化的利率和創業投資的參與，將科研創新與市場需求緊密結合，每個發展階段都與市場的實際需求相互作用，沒有政府的直接指令或行政幹預，一切成果都由市場來驗證。

與矽穀不同，安徽合肥則是在國家層麵對創新型城市、研究型大學和創新型企業建設的戰略指導下實現的。合肥政府考慮到自身的資源稟賦和發展階段，製定了相應的發展規劃，利用改革開放帶來的機遇，引進先進技術和外資，構建了創新鏈的工業基礎。高新區、經開區、新站開發區以及科大矽穀的建設，為產學研的深度融合和創新要素的集中提供了平台。合肥政府還及時進行製度創新和政策支持，消除了體製轉換過程中的障礙，激發了科研機構和企業的創新活力。合肥市政府設立的創業投資基金和市場化運作，為創新提供了全周期的金融支持，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時，政府對重點產業的扶持政策也取得了實效。總之，合肥的創建設成果是自上而下積極推動的結果，呈現了鮮明的中國特色。

4.2.1引導基金：看得見的手，撬動社會資本

科技金融領域需要“看得見的手”去引導和幹預，擁有宏觀信息優勢、資金優勢甚至稅收優勢的政府引導基金應運而生。黨的十八大以來，科技自立自強已被列為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科技創新被視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也是國家強盛之基、安全之要。當科技金融出現市場失靈問題時，亟需一種按照市場化股權投資的運作方式，吸引各類社會資本參與，對當地特定行業或領域的發展需求具有扶持作用的政策性基金。2007年第一隻國家級政府引導基金——科技型中小企業創業投資引導基金成立。2008年出台的《關於創業投資引導基金規範設立與運作的指導意見》助推引導基金模式的多元化發展。2015年頒布的《政府投資基金暫行管理辦法》標誌著政府引導基金走向製度成熟。2020年以來，當萬億級規模的政府引導基金進入股權投資市場，撬動更加龐大的社會資本，湧向國家的政策之所向和產業之所需，中國的創投生態正在被重塑。

政府引導基金是由政府單獨出資或與社會資本合資設立的母基金，處於風險投資的資本產業鏈條最頂端。引導基金的概念可追溯於2002年的“創業投資引導資金”，當時作為試驗田的中關村科技園區，為了吸引社會資金投資中關村科技園區企業，借鑒以色列發展創業投資的成功經驗，開創性地將政府財政資金采用股權投資的方式進行運作，並采用跟進投資的模式進行直接投資。政府引導基金的提出首見於2005年國家發改委等十部委聯合發布的《創業投資企業管理暫行辦法》。該辦法中第22條規定：“國家與地方政府可以設立創業投資政府引導基金，通過參股和提供融資擔保等方式扶持創業投資企業的設立與發展。”2006年，中關村科技園區管委會設立運作規模為5億元的“中關村創業投資引導基金”，並采用參股創業投資企業的方式成立子基金運作。總之，政府引導基金並不直接投資於實體企業，而是先通過“引導母基金”投向各個子基金或者其他引導基金，最終惠及底層創業企業。在多層結構設計下，引導基金能更好地發揮財政資金的引導與杠杆作用，撬動社會資本投向政府所需引導的特定區城、特定行業、特定階段的子基金。

合肥地區政府類LP在推動地方經濟發展和創新投資中的積極作用和影響力顯著，市級以上引導基金數量占比超過5成。根據執中數據ZERONE統計，2023全年合肥地區共發生出資事件510起，出資總規模達1627億元，全年出資新設共計228隻基金。2023年，合肥地區共計發生政府類LP出資事件250起，出資總規模達1095億元，占到全年各類LP出資總額的67%。具體來看，合肥地區投資數量排名前五的政府類LP依次是合肥市高質量發展引導基金（25起）；安徽省鐵路發展基金（18起）；合肥市創新風險投資（15起）；安徽省財金投資（13起）以及科大矽穀引導基金（11起）。

從上市公司出資情況來看，2023年，來自安徽的88家上市公司作為有限合夥人（LP）積極投資，全年累計投資額達到了83億元人民幣。其中，有19家上市公司的LP貢獻了17.6億元，占總投資額的大約21%。具體來看，以5億元的投資額成為上市公司LP中單筆最大投資者，其投資對象是注冊於蕪湖市鏡湖區的“安徽海螺金石創新發展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江淮汽車則以3億元的投資額位列第二，投資於2023年8月成立的“安徽中安智能網聯新能車產業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注冊地為合肥市肥西縣。晶合集成以2.8億元的投資額排名第三，其投資的“合肥晶匯聚芯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於2023年11月成立，注冊地在合肥市新站區。

4.2.2資本招商：吸引創新企業，城市投行邁出的第一步

“房住不炒”主基調下地方財政收入格局變化，土地招商等傳統模式疲態盡顯。在傳統招商引資的策略中，地方政府通常依賴政策優惠和土地供應來吸引企業，然而這種模式麵臨一些挑戰和局限性，並不能作為地方政府長期依賴的主要招商模式。例如，通過提供免租金的辦公空間或廠房以及稅收優惠等政策激勵措施來吸引企業，但這些優惠措施一旦結束，企業可能會選擇遷移到其他地方。此外，僅依靠免租金等政策手段可能不足以與其他地區競爭，從而難以吸引到高質量的投資項目。至於土地招商，雖然可以通過法定的土地出讓程序來實現，但土地資源本身是有限的，特別是在經濟發展較為成熟的地區，土地供應尤為緊張。即便政府通過合同來確保企業達到一定的投資規模和經濟效益，監管期滿後企業仍有可能出現業績嚴重下滑的風險。

資本招商是什麽？合肥是如何實施資本招商策略的？

資本招商是指“政府通過預算安排，以單獨出資或與社會資本共同出資設立引導基金，采用股權投資等市場化方式，引導各類社會資本投向經濟社會發展的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新興招商模式。簡單來說，資本招商就是地方政府利用自己的資金平台，直接投資或者與合作夥伴共同設立基金，來吸引並投資那些他們希望引進的項目。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滿足這些項目的融資需求。作為交換，被投資的公司會把他們的總部或主要業務設在當地，這樣既促進了企業的成長，也帶動了當地產業的升級，實現了雙方的共贏。資本招商的核心是將投資的思維應用到產業發展中，用投資銀行的方法來培育產業。從這個角度來看，資本招商不再是簡單的存量競爭，而是通過資本的力量吸引高質量的項目或公司，從而增加新的經濟活力。此外，通過資本招商，地方政府能夠與這些項目建立緊密的聯係，形成長期互利的合作關係，這有助於提升地方經濟的持續發展潛力。

回顧2022年前合肥市招商引資拿地數據，可以窺見合肥近十年來招商引資活動活躍，吸引了大量企業拿地，形成了強大的產業集群。2012-2021年，合肥累計完成了2843宗產業用地的交易，總麵積達到17.19萬畝，位居全國第38名。其中，有87.8%的交易（2597宗）是通過土地出讓的方式完成的。2022年，合肥市的產業用地交易量為349宗，交易麵積達到2.60萬畝，同比增長91.4%，全國排名上升至第18位。盡管合肥的土地供應量充足，但工礦倉儲用地和商服用地的價格都高於安徽省的平均水平，企業在合肥拿地的成本較高。2022年，合肥市的工業招商拿地價格為18.64萬元/畝，是全省平均水平的143.68%。然而，合肥市的招商引資策略不僅著眼於促進短期經濟增長，還重視產業的長期升級和轉型。通過資本招商和產業鏈招商的方式，合肥市成功地促進了產業結構的優化，推動了經濟的持續發展。在政策扶持和產業集群效應的雙重吸引下，許多企業仍選擇在合肥“落地生根”。

合肥以“城市投行”下場產業培育，通過市場化產業投資基金，直接投資於擬招商引資的戰略性產業。合肥利用其三大國有資產平台（合肥興泰金控、合肥產投、合肥建投）“以投帶引”，構建了一個從團隊引進到項目落地，再到股權退出和循環發展的全鏈條閉環係統，為全國各地如何高效地推進資本招商提供了新的視角。近些年，合肥通過“國有資本領投”的方式，成功吸引了新型顯示器件、半導體和新能源汽車等新興產業的發展，實現了跨越式的進步。無論是京東方、還是蔚來汽車，合肥都在顯示屏、半導體和新能源汽車等領域取得了顯著的發展，這不僅為當地創造了就業機會，也推動了產業的快速升級。合肥模式的成功之處在於它能夠準確把握產業發展的方向，遵循產業發展的內在規律，通過國有資本的引導作用，吸引社會資本的參與，並在資本市場上有序退出，使得國有資本在實現保值增值後能夠繼續投入到下一個產業中，形成了一個良性的循環。

合肥充分利用國資城投平台在地方招商引資方麵的重要作用，通過設立產業基金、信用擔保等方式融資舉債。隨著國家對地方招商引資政策的規範化，各地優惠政策差異縮小，資本招商逐漸成為吸引重大項目尤其是行業龍頭企業的關鍵手段。國資平台在這一新模式中扮演著核心角色，城投公司通過產業投資促進地方招商，轉型進行產業投資，已經成為招商引資的新途徑。在這一過程中，需要構建投資的循環鏈，快速實現資本積累，並建立從“投資建設”到“運營管理”，再到“國資退出”和“再投資”的循環機製。譬如，安徽興新創新促進創業投資基金成立於2024年4月，由興泰創投擔任管理人，規模2億元，是合肥市首支科技招商基金。該基金是在市委科創委和市科技局支持下，由興泰創投募集科大矽穀、合肥新站區等機構資金共同發起設立，重點關注合肥市內、外可招引落地孵化的，具有產業化前景的重大科技成果轉化項目，尤其是為智能製造、人工智能等新興產業的早期科技成果轉化項目提供支持。

4.2.3科大矽穀：產學研交融的新範式

2022年6月，安徽省人民政府印發《“科大矽穀”建設實施方案》，旨在打造總規模2000億元以上的“基金叢林”，形成覆蓋項目全生命周期的基金體係，立足合肥城市區域新空間打造科技創新策源地、新興產業聚集地。同年8月，科大矽穀服務平台有限公司成立，提供科創人才、項目落地、企業融資、基金投資管理等服務，其中7家包括、、科大訊飛等中國科大校友企業占股48%，6家市區國有平台公司占股52%。總結來說，科大矽穀是一個股權結構多元化的混合所有製企業，由“國有平台”與“龍頭企業”共同參股。

2023年1月，合肥市人民政府印發《支持“科大矽穀”建設若幹政策》，進一步支持建設科大矽穀服務平台公司和全球校友事務部，作為鏈接全球創新資源的平台和窗口，建立常態化對接、聯絡、服務機製，聯合開展創新創業、“雙招雙引”等工作。此外，支持建設創新創業綜合體，建立“團隊+基金+載體”細分單元運營模式，向全球招募“科大矽穀”合夥人。2023年5月，市發改委、市財政局印發《支持“科大矽穀”建設若幹政策實施細則》，對此前政策文件進行附加和補充。

核心定位：科技創新的“試驗田”和科技產業的“高產田”，不斷匯聚全球創新資源、引領全球創新要素集聚、開辟全球產業發展新賽道。正如前文與區位分析所指出的，安徽省已經明確了其在長三角地區的戰略定位，即成為“創新的發源地、新興產業的集中地、改革開放的新高地和經濟社會全麵綠色轉型區”。在“七個強省”的建設中，安徽省將建設一個自主自強的科技強省作為首要任務，並將建設一個高水平的創新型省份作為其標誌性舉措，以期在創新驅動的安徽發展中取得更大的成就。科大矽穀作為合肥“科大係”的延伸，不僅繼承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對科學技術的創新基因；更重要的是，在創新安徽如火如荼的當下，更加受到省級資源對於教育、科技、人才、創新、產業等發展要素高度重視的加持，建立全球資源鏈接網絡。2023年，科大矽穀在美國矽穀、法國裏昂、日本東京、中國香港等地設立了9家創新中心，簽約海外項目22個。

產業布局：在“成果轉化+企業孵化+生態優化”環境下，科大矽穀以中科大等高校院所為紐帶，打造高端新興產業的聚集高地。以高新技術產業園為圓心，構建了“一核兩園一鎮”的規劃布局，總占地麵積8.22平方公裏。其中“一核”指的是科大矽穀核心區，布局一批高品質創新創業平台，例如集成電路、網絡安全、空天信息產業集中的“中安創穀”、聚焦高端裝備產業的芯智匯產業園以及探索人工智能發展的聲穀產業園；“兩園”分別為科大矽穀蜀山園、高新園，匯集了中科大先研院、安徽省人工智能研究院等戰略科技力量，以及中國科大先研院、中科院創新院等新型創新組織；“一鎮”為訊飛小鎮。到2025年，科大矽穀目標將集聚超過1萬家科技型企業、新型研發機構、科創服務機構，匯聚中國科大和國內外高校院所校友等各類優秀人才超10萬名；形成多層次基金體係，基金規模超2000億元；培育高新技術企業1000家，上市公司和獨角獸企業50家以上；形成一批可複製可推廣成果，成為全國科技體製創新的標杆。截止2023年末“科大矽穀”以創新單元建設為試點，按照”成熟一個，啟動一個”的原則，已在合肥經開區、新站區、包河區、廬陽區、肥西縣等10個縣（市）區、開發區備案及簽約拓展類創新單元30個，打造“多點”布局。

組織架構：科大矽穀引導基金架構明晰，通過參與子基金引導國內外優勢資源向戰略產業聚集。2022年12月22日，科大矽穀引導基金注冊成立，由安徽省國有金融資本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合肥市高質量發展引導基金有限公司共同出資，總規模300億元，首期注冊規模15億元。科大矽穀引導基金聚焦安徽省市重點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及未來產業領域，重點關注在“科大矽穀”創辦的科技創新能力突出的中小微科技型企業。該基金由合肥市統籌管理，“科大矽穀”建設領導小組辦公室擔任總領職責，包括製度設立、年度考核、核準協調等；科大矽穀服務平台公司作為基金辦公室負責核心管理工作，如負責立項會、投委會的組織及項目投後管理；基金管理人——合肥市創新科技風險投資有限公司負責方案設計、盡職調查、協議談判、投後管理等日常管理工作。2023年，科大矽穀引導基金落地合作13支子基金，認繳出資額總計達13.75億元，已形成3.4倍資本放大效應。

4.3回到矛盾，回答問題

在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和創投生態進一步開放的雙重作用下，政府引導基金作為發揮財政資金杠杆作用的“倍增器”，能夠促進優質風險資本集聚，引導社會資本向優勢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匯聚，最終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然而，作為國家產業升級的宏觀政策工具，當前地方科創金融存在四大痛點難點（詳見2023年7月13日發布的《科創金融與引導基金》一文）：一是如何平衡股權投資的不確定性與地方財政經營、國有資本保值增值對長期確定性的需求；二是如何構建生態，協調地方政府、核心企業、初創公司與投資機構不同目標函數以實現多方共贏；三是除短期資本回報外，如何定量評估與跟蹤對當地經濟的帶動及溢出效應；四是如何因地製宜，在考慮各地資源稟賦等差異基礎上，探索可規模化推廣的發展模式。

問題一：從政府角度，如何實現“政策性+市場化”平衡下的利益讓渡，激發社會資本的參與動力？

政府引導基金運營最大難點就是在政策性和市場化之間實現最佳平衡，利用“利益讓渡”激發社會資本與政府合作共同投資的積極性。地方政府布局引導基金的目標之一是以風險投資為政策工具，遵循讓利社會的原則，以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為目標。地方政府將投資收益讓渡給市場化風投機構或企業的做法包括：1）放棄所持股份的分紅權，並在企業經營成功之後主動退出，將政府所持股權以協議的價格出售給企業，將投資收益讓渡給社會資本；2）在投資初期同步實現政府對轄區內產業結構布局的規劃，吸引人才到轄區內就業，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完善轄區內產業鏈條，促進轄區經濟長期良性發展。因此，相較於投資利潤回報，地方政府應當更看重風險投資中的整體社會效益。利益不僅僅指投資收益，還包括基金運營期間的投資決策等權利。

在私募股權投資領域，私營部門的有限合夥人（LP）與政府作為有限合夥人，在投資動機和行為上存在顯著差異。私營 LP 主要出於盈利目的，高度關注投資回報，尤其是基金最終的盈利能力，通常傾向於投資那些具備上市潛力的公司，更看重最終投資成果。與之不同，政府作為 LP，投資動機往往與推動科技進步、促進產業創新緊密相連。政府更願意涉足早期技術項目，這類項目雖麵臨較高失敗風險與較長投資周期，但有望帶來長期稅收增長與就業機會。基於此，政府 LP 更為注重投資過程的合規性，其決策流程相對審慎，投資活動也受到嚴格監管與年度審計。

在科創基金合作中，協調二者不同的投資動機與行為，成為確保合作順利推進的關鍵所在。以合肥創新投資基金為例，為平衡各方利益，在其母基金出資條件中明確規定，省、市、區三級政府資金在基金管理中的占比不得超過 50%，私營 LP 參與比例不得低於 50%，確保二者出資比例至少達到 1：1。通常情況下，合肥政府雖不直接幹預基金公司具體的投資決策，但對於基金投資於合肥地區企業（包括在合肥落戶企業）是否達到協議約定比例，擁有監督與評估權。通過這種方式，在保障基金市場化運作的同時，確保投資項目能夠切實落地，助力當地產業發展，實現政府政策意圖與市場盈利目標的有機結合。

因此，協調地方政府和私營部門投資動機，可從以下幾方麵著手：（1）建立合理利益分配機製，合作前明確收益分配規則，依項目階段和績效設比例與獎勵，兼顧雙方利益。（2）優化決策流程，成立聯合決策委員會，按科學民主流程，綜合雙方意見決策，同時明確雙方在政策導向與商業性決策上的權限。（3）加強信息共享與溝通，搭建信息平台，實時共享政策法規、市場數據等，定期召開溝通會議，交流項目進展與問題。（4）完善風險共擔機製，投資前共同評估風險，明確政策與商業風險分擔主體，設緩衝資金，鼓勵私營部門購買保險、政府提供擔保或建補償基金等。（5）製定長期合作戰略，共同製定長遠規劃，明確目標、領域與任務，通過多項目合作磨合，項目結束後評估反饋，持續優化合作。

問題二：從政府角度，科技金融係統中“權責職”結構複雜，如何構建清晰的評估考核體係和監督製度？

科技金融係統中要素和主體紛繁複雜，也就意味著權力的多樣性——不同的職能分工和行政管理責任，客觀存在。隻有實現責任、權力和利益的合理匹配，並促進各方協同工作，城市的創新活動才能順暢推進。例如，合肥市在引進新型研發機構、項目審批、基礎設施建設、科研指導、成果轉換和績效評價等方麵，原先由不同區域和部門分散負責，這種多頭管理的模式導致了效率問題和相互製約。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合肥市成立了一個市屬領導小組，負責新型研發機構的建設和發展。小組由分管發展和改革、科技的市領導擔任副組長，成員包括市直相關部門和各縣（市）區、開發區的分管領導。領導小組下設有辦公室，專門負責規劃和協調重大問題。市科技局根據科技部的《指導意見》和各部門職能，牽頭負責新型研發機構的建設、發展、認定、管理和評估工作。市發展改革委負責基礎設施項目的立項和審批，市財政局負責資金的審核、分配、資產管理和審計。其他市直部門根據職責提供支持，如新型研發機構所在區域負責機構的日常建設和運營管理。

問題三：從政府角度，在眾多科技金融支持工具中，合肥模式為何選擇了股權投資基金？

（1）新興產業的培育和發展需要政府與企業的共同努力。基於新技術的商業化應用，新興產業代表了創新知識的實踐，具有在產品、技術和勞動力市場等領域的廣闊發展空間。一旦這些潛力得到實現，新興產業將為經濟帶來長期的增長動力和可持續性。另一方麵，新興產業的產業鏈條廣泛，關聯性高，能夠顯著推動相關和配套產業的發展，並具備強大的就業吸納能力，為社會創造眾多就業機會。新技術的創新和應用有潛力催生全新的行業，但同時也可能對現有行業造成衝擊，導致失業和利益關係的重構，這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引導來克服阻力。

新興產業往往處於發展的早期階段，新技術的發展需要吸收多元化的資源，包括資金、合作夥伴、供應商和消費者，以構建合作網絡，這是實現技術成功轉化的關鍵。此外，新興產業的成長還需要企業和公共部門提供補充性資產、基礎設施支持以及產業鏈上下遊的協助。由於配套環境的外部性和不確定性，單靠市場機製和企業自身力量難以實現新興產業的快速成長，因此，政府與企業的共同培育和成長至關重要。

（2）政策工具的應用具有一定的限製和時效限製。麵對新興產業、新技術和新市場的不確定性和外部性，政府通過財政補貼和稅收優惠等產業政策直接提升產業利潤率，這些措施對於支持新興產業的成長至關重要。然而，不同政策的成本效益比和對新興產業的激勵效果各異，且同一政策在產業不同發展階段的敏感度也不盡相同，這表明政策工具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和適用時限。政府的財政資助更應集中在產業競爭前的階段，以彌補企業在研發和創新過程中因外部性而產生的成本和收益風險。與此同時，稅收優惠更能有效激發企業的研發動力。例如，2009年推出的旨在推動國內光伏發電技術和規模化的“”工程，雖然實施了財政補貼政策，但效果並不理想。同樣，2015年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在財政補貼政策的推動下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市場，卻也出現了騙取補貼和市場泡沫現象。這可能是由於政策工具間的不協調、執行過程中缺乏持續監管，以及項目實施中的信息不對稱和不透明。

（3）政府股權投資基金，可以有效地解決篩選困難、監控成本高等問題。政府在篩選和鑒別眾多不同類型和行業的項目時麵臨現實困難，同時持續監控和評估的成本高且複雜。然而，政府作為投資主體在早期創業企業投資中可能遇到代理人問題，因為投資回報與個人收益缺乏直接聯係，導致代理人可能更傾向於投資於能帶來個人利益的項目，而非真正有潛力的創新項目。股權投資作為一種製度創新，不僅在金融製度上有所突破，也在企業製度上帶來新意。此外，對於信用不足、難以獲得債權融資的早期創業企業，創業投資和天使投資等股權投資方式提供了有效的融資途徑。

問題四：從政府角度，如何通過“退出”解決財政壓力下對流動性渴望問題？

早期投資具有投資周期長的特點，從項目孵化到成長壯大，可能需要數年甚至數十年。然而，投資者，尤其是政府在當前財政壓力下，對資金流動性有較高渴望。這種投資期限與資金回籠需求的不匹配，使得投資麵臨巨大的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部分地方政府積極推動區域性股權交易市場發展，為早期項目提供更靈活的退出途徑，以浙江股權交易中心為例，其推出的 “成長板”“創新板” 等板塊，為中小科創企業提供掛牌展示、股權交易等服務，拓寬了早期投資的退出渠道。同時，政府引導和支持本地企業間的並購重組，鼓勵有實力的企業收購早期科創項目，實現投資退出。

在優化科技金融與科創投資退出渠道方麵，多地政府積極探索並取得顯著成效。各地政府通過設立S基金、推動區域性股權市場試點以及出台相關政策，為科技金融和科創投資的退出渠道提供了多元化選擇，進一步完善了私募股權基金的退出機製，促進了科技金融生態的良性發展。

1）       2023年4月，陝西科創金融大會上，由陝西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主導設立了省內首支S基金——陝西金資通融股權投資基金，總規模20億元，GP為金資基金。

2）       2024年4月，安徽合肥完成安徽省首支S基金——合肥市共創接力創業投資基金合夥企業的注冊設立，規模達28億元，由興泰資本牽頭組建。此外，中國證監會批複同意安徽省區域性股權市場開展股權投資和創業投資基金份額轉讓試點，為S基金等退出渠道提供了政策支撐與合規平台。

3）       2024年5月，四川成都成立首支S基金——成都科創接力股權投資基金有限公司，總規模15億元人民幣，聚焦電子信息、生物醫藥等先進製造業方向，采用“項目+子基金”模式進行二手份額投資，為私募股權基金開辟了新的退出路徑。

4）       2024年5月，浙江省人民政府辦公廳批複同意杭州市報送的股權投資和創業投資份額轉讓試點實施方案，包含四項主要工作任務和13條具體舉措，通過浙江股權交易中心在玉皇山基金小鎮落地基金份額轉讓服務基地，以增強私募股權投資市場的流動性。

5）       2024年10月，河南鄭州引入首支S基金——中金接續元亨（鄭州）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落地鄭州高新區，並舉辦相關座談會，吸納多方力量規範設立專業化並購基金，著力構建基金退出生態體係。

另外從政策支持角度，廣東省則積極推動科技型企業通過上市、並購重組等方式退出，2024年2月印發的《關於加快推進科技金融深度融合助力科技型企業創新發展的實施意見》明確提出實施上市後備科技型企業梯次培育計劃，鼓勵已上市科技型企業並購重組，並支持區域性股權市場開展股權投資和創業投資基金份額轉讓試點。

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不及預期：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對經濟高質量發展至關重要。傳統製造業若遇到技術改造與設備更新支持乏力的阻礙，將導致技術創新滯後，難以契合市場需求、削弱競爭力。同時，戰略性新興產業如信息技術、人工智能等，缺少資金與政策扶持會發展遲緩，錯失發展機遇。

監管風險：科技金融的發展速度較快，而相應的監管體係可能相對滯後，難以及時跟上其創新的步伐。一方麵，現有的金融法律法規可能無法完全適應科技金融的新業態和新模式，存在監管盲區和漏洞。另外，監管機構在麵對複雜的科技金融業務時，可能缺乏足夠的專業知識和技術手段來進行有效的監管和風險監測。

科技金融政策效果不及預期：政策端落地效果不佳可能會導致資源錯配，影響科技企業的融資門檻，最終阻礙創新與發展。政策失效可能使初創企業麵臨資金短缺，影響研發投入和項目推進，減緩技術進步和產品創新。另外，融資成本可能居高不下，增加企業的財務負擔，影響其盈利能力和市場競爭力。最終導致未能有效引導資本流向關鍵領域和核心技術，導致資源配置失衡。

炒股就看，權威，專業，及時，全麵，助您挖掘潛力主題機會！

來源：證券研究

合肥政府摒棄固有思維，以股權投資入局產業孵化，以資本招商虹吸創新產能，最終構建可循環的科技金融生態，為我國城市發展改革路徑提供了新的範本。因此，本文將複盤合肥資源稟賦，剖析三大國資平台合營互助機製，產業發展曆史脈絡，揭示創新型企業在科技金融環境中創新發展的微觀機製。在對比美國矽穀的同時，力圖複盤合肥市發展改革縮影，印證中國式現代化科技金融之路的參考模板。

從1978年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率先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到憑借家電實現傳統製造業轉型，再到近年入局新能源汽車、人工智能等戰略新興產業。為了剖析合肥在不同時代的城市資源、產業創新等要素的演化特征，第一章節將圍繞合肥的地理區位、人口資源、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等稟賦，複盤合肥模式形成的內在機理和發展曆程。

改革開放後，中國不同城市發展模式因資源稟賦和政策扶持的區別而逐步走向背離，譬如，借力特區政策，吸引大量外資的“深圳模式”；以民本經濟為本質，支撐起農村家庭工業的“溫州模式”；坐擁政治地位等先天稟賦，引導區域經濟先集聚、後輻射的“總部經濟模式”。第二章節將回顧安徽合肥的蝶變之路，剖析三大國資平台如何合營互助，憑借製度創新和技術創造彼此協調，共同創造了合肥模式。

創新是生產要素新組合的過程，在創新成果向產業轉化的過程中，企業能夠整合工程、產業和市場知識，以獲取創新帶來的回報。第三章節將圍繞合肥戰略性新興產業格局，選取了美菱冰箱、京東方、蔚來汽車、等案例，以產業發展曆史脈絡，揭示創新型企業在科技金融環境中創新發展的微觀機製。

可循環的科技金融生態核心在於“政府引導下先進製造和戰略新興產業集群的不斷衍生和強化，促進產業自我繁殖”，不同要素的參與程度不同，塑造了風格迥異的“矽穀模式”和“合肥模式”。第四章節將總結矽穀生態演繹發展的機理，深化對於科技創新四螺旋框架的認知，澄明創新金融與其他要素之間相互作用的邏輯，並試圖解答《科創金融與引導基金》中提出的核心矛盾和痛點問題。

一、城市基本麵——合肥市資源稟賦全複盤

作為安徽省省會，早期合肥經濟基礎薄弱，缺乏資源、政治和交通的優勢，被周邊的上海、武漢、南京等城市光芒所掩蓋，強勢虹吸。然而，從1978年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率先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到依靠家電實現傳統製造業轉型，再到近年入局新能源汽車、人工智能等戰略新興產業，安徽走通了中國特色“產投創投”之路。省會合肥也在一次次產業躍遷中，開辟了改革開放後中國城市發展的新路徑——合肥模式。為了剖析合肥在不同時代的城市資源、產業創新等要素的演化特征，本章節將圍繞合肥的地理區位、人口資源、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等稟賦，複盤合肥模式形成的內在機理和發展曆程。

1.1區位人口：江淮首郡，居皖之中

安徽合肥之名，最早出自於《史記·貨殖列傳》，是商賈雲集、舟車會集之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安徽分為皖北、皖南兩行署，皖北行署駐合肥市，皖南行署駐蕪湖市。1952年，皖南、皖北行署被合並，安徽省人民政府成立，新省會設於合肥市。2006年中國共產黨安徽省第八次代表大會召開，要求“合肥要加快現代化濱湖大城市建設，強化產業支撐，構建交通樞紐，提高經濟首位度，形成具有較強輻射帶動力的省會經濟圈”。

從地理位置來看，合肥並不位於沿海，因此無法直接受益於沿海地區所享有的經濟優勢，也難以發展沿海經濟。盡管合肥是長江經濟帶的一部分，但其與長江的距離較遠，與地理位置更為優越的蚌埠和蕪湖相比，並沒有明顯的地理優勢，過去甚至被稱為“孤立的省會”。直到2016年，國務院批複確定合肥為“長三角城市群副中心城市”，並入長三角形成區域合作和優勢互補的城市群。2020年，合肥實現“GDP過萬億、常住人口近千萬、市場主體超百萬”，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的同時也正式宣告合肥融入核心中，加速朝著區域性特大城市的方向邁進。

從城市規劃來看，合肥市曆經四次大的城市總體規劃，逐步形成了技術密集型工業和高相對集聚的城市發展空間。20世紀90年代，合肥市的城市規劃以老城區為核心，向東部、北部和西南部三個方向擴展，形成了“風扇型”城市布局，是中國城市經典規劃模式之一。隨著世紀初長三角地區和長江經濟帶的擴展，以及中部地區的崛起，合肥被正式定位為長江中下遊地區的關鍵中心城市，並且成為國家首批科技創新試點城市。在此背景下，合肥的城市總體規劃通過直接控製城市結構、形態、交通路線和城市發展的關鍵點，引導了工業區在城市中的布局，形成了扇形的工業區布局和多核心發展模式。

從省會到都市圈，再到長三角城市群副中心的定位變化，導致了合肥工業布局逐漸從主城區向外擴散，呈現出碎片化的趨勢，並最終在東部、北部和西南部形成了集中發展的格局，甚至發展出了多個方向的發展軸線。2005年，“十一五”發展規劃中，合肥確立了“141”空間發展的戰略布局，即1個老城區、4個外圍組團（東部組團、北部組團、西部組團和西南部組團）、1個濱湖新區。此後數年，合肥總體規劃在“141”戰略的基礎上不斷更新優化。例如，2022年的《合肥市國土空間總體規劃（2021-2035年）》（公示草案）提出了“1412”城市中心體係。疊加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政策上的調整，比如接納外部產業的轉移，促成了合肥工業產業格局變化，建立了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基礎。從產業布局分配角度來看，合肥形成了以北部輕工業和南部重工業為主，東部地區綜合發展的格局，為產業創新協同分工奠定了基礎。

從人口角度來看，合肥的人口虹吸力、人才承載力已達到一線城市平均水平。截至2023年末，合肥市的戶籍人口數量達到了806.6萬人，較前一年增長了6.4萬人。同時，常住人口數量為985.3萬人，較上年增加了21.9萬人，與十年前相比增長了181.3萬人。城鎮化率在這一年達到了85.9%，比上一年提升了0.9個百分點。合肥市的人口增長主要由遷移人口推動，2023年全市淨增長的人口中有20.1萬人是遷移而來的，占比高達91.8%，比上一年增加了6.6萬人；合肥常住人口淨流入在G60核心城市中排名第一，表明其對人口人才的吸引力仍在增強。此外，合肥市的人口素質也在穩步提高，每10萬人中擁有大學文化程度的人數超過2.7萬人，是全國平均水平的1.8倍；每萬名就業人員中的研發人員數量超過180人，約為全國平均水平的兩倍。

根據《合肥市國土空間總體規劃（2021-2035年）》（公示草案）預測，至2035年，合肥市常住人口將超過1300萬人，實際服務人口超過1500萬人。由下圖可見，合肥市城鎮化率已領先周邊其他安徽省屬城市平均20個百分點，合肥常住人口仍以虹吸增長為主，屬於承接皖江地區產業轉移的重鎮。

1.2 經濟背景：優勢後發，動能穩固

千禧年後，合肥抓住政策機遇並結合自身區域優勢，GDP總量躍升至全國省會及以上城市第10名。合肥市在產業升級和轉型的過程中，一方麵保持了其傳統優勢產業的穩定增長，另一方麵積極引入戰略性新興產業。通過成功地吸引集成電路、新型顯示技術和新能源汽車產業等領域的龍頭公司落地，產業集群的形成進一步促進了相關產業鏈上下遊企業的發展。同時，合肥市利用其科教資源，通過招商引資、鏈主帶動以及本土開展的創新創業活動，實現了經濟總量的非線性提升。從經濟增長的角度來看，根據安徽統計年鑒和合肥市統計局數據，2023年安徽省生產總值為4.71萬億元，其中合肥市地區GDP達1.27萬億元，同比增速達5.8%，高於全國增速的5.2%。

從長三角區域地位來看，合肥借力G60走廊具有後發優勢，但高新技術體量仍落後於江浙滬地區。2016年，長三角G60科創走廊概念提出，核心城市包括上海、蘇州、杭州、湖州、嘉興、金華、合肥、蕪湖、宣城等9座城市（以下簡稱“G60九市”）。2020年9月，浙江自貿區擴區，安徽自貿試驗區建設啟動，長三角三省一市實現了自貿區省級層麵的全覆蓋。2021年4月，科技部等六部門發布《長三角G60科創走廊建設方案》，明確G60科創走廊“中國製造邁向中國創造的先進走廊、科技和製度創新雙輪驅動的先試走廊、產城融合發展的先行走廊”。

具體來看：（1）企業研發投入方麵，合肥市人均發明專利申請量在四年內位居G60九市之首，通過加強區域合作，不斷提升其技術革新的能力。截至2023年末，合肥高新技術企業數量達8406戶，在G60九市中僅次於上海、蘇州和杭州。（2）創新策源維度方麵，合肥在長三角地區扮演著策源輻射的角色，與上海、杭州和蘇州等城市共同構建起創新策源的中心網絡。依托其高等教育資源和數字產業基礎，合肥戰略性新興產業占規模以上工業產值比重達54.7%，領跑G60九市。

從債務情況來看，合肥市債務餘額呈小幅增長態勢，但整體債務水平較低。安徽省發債規模一般，略高於全國均值，有存續債的省級城投平台僅有安徽省投資集團，主要負責物資銷售業務、房地產業務、融資租賃、投資業務等業務，雖有地市發生非標違約（2018年，天長城投擔保的中江金海馬6號信托項目違約），但整體債務風險可控。2023年合肥市負債率為17.83%，在G60九市中處於較低水平；但債務率從2018年的60.80%大幅提升至2023年的137.93%，高於國際100%警戒線標準，財政可持續性可能受限。從城投平台角度來看，合肥市擁有城投平台12家，其中地市級平台2家，區域融資有序度相對較高。合肥市建設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合肥建投”）是合肥市主要平台，主要承擔合肥市基礎設施建設、公共事業管理及重大產業項目投資職能；另一家，合肥市濱湖新區建設投資有限公司，負責濱湖新區的投資建設。

從經濟增速來看，合肥市GDP增長動能強勁且穩固。我們將通過生產總值指數（以前一年為基準100）來分析合肥與全國在不同時間段的經濟增長態勢。結果顯示，合肥市的生產總值指數高於全國平均水平，即使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和2015年國內經濟結構調整等關鍵時刻，合肥依然實現了強韌增長。此外，合肥市的人均GDP自2001年的8718元起，增長至2023年的131552元，實現了大約15倍的增長幅度，彰顯了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同步提高，以及人均經濟產出效率的持續提升。合肥市的人均GDP在2021年首次超過一萬美元，到2023年進一步上升至18700美元，經濟增長模式也從依賴要素投入成功轉型為由創新驅動和主導。

1.3產業結構：創新導向，產業升級

基礎產業在區域經濟體中構成了產業發展的基石，並對其他產業的增長具有推動或決定性的影響。由於位於產業鏈的前端，基礎產業是整個產業生態係統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基礎產業的完善和發達程度直接關係到一個經濟體的發展潛力、持久力、運行效率以及發展速度，進而影響其可持續發展的能力。對於任何一個追求長期、有效、快速和協調發展的經濟體來說，優先發展基礎產業是關鍵。合肥市的產業發展從早期的“芯屏汽合”到“急終生智”，再到集成電路、新型顯示、人工智能等三大國家級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合肥市緊跟全球產業變革的步伐，以產業鏈為核心，進行前瞻性的科研和資本布局。通過挖掘科研鏈和打通資本鏈，合肥市圍繞先進技術進行戰略布局，促進了產業鏈上下遊企業的相互支持和協同發展，形成了國家級、省級、市級梯次布局的戰新產業集聚效應，進一步凸顯了產業鏈的集聚優勢。

從產業基礎來看，合肥政府憑借積極姿態和寬廣視野，構建了一個開放包容商業環境，包括親商、利商和安商的政策，為產業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以家電行業為例，在“十一五”期間，合肥市實施了“大家電、大流通、大市場”的發展戰略，同時建立了家博會、家電回收和產業基地。得益於此，合肥先後吸引了長虹、美的、華淩等國內外知名家電企業的投資，推動了洗衣機、冰箱、空調、彩電等四大家電產品的產量快速增長，家電產業的年均產值增長率達到了約20%。2006年以後，合肥市利用其產業基礎優勢，成功承接了沿海發達地區的產業轉移，吸引了格力、美的等大型知名企業的入駐。這些企業不僅增加了投資，還擴大了生產規模，形成了以大型家電企業為核心的工業園區。“十三五”期間，合肥家電產業在產量指標方麵，連續保持全國首位，總量在全國三大家電產業基地中（合肥、青島、順德）名列第一，大家電產能達到7000萬台。

從產業結構來看，合肥超前布局發展新質生產力代表性產業。在GDP繼續保持快速穩定的增長態勢下，合肥市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增加值總體變化不大，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全市生產總值的比重穩定在6成。可以看出，第三產業對合肥市經濟的貢獻較高，加快了全市產業的升級轉型。從戰略新興產業的產值來看，信息技術和新能源產業的占比較高，兩者合計占比超過60%。

從上市公司資源來看，合肥市域工業及信息技術行業上市公司占比近六成。根據萬得資訊數據，截止2024年6月，合肥市共有82家上市公司，總市值達8385.05億元，與上海、杭州和蘇州仍有較大差距。近5年來，安徽上市公司總投資和總融資規模持續增長，2019-2021年，合肥市上市公司總市值實現翻番，從4360.90億元增長至10478.93億元，主因兩年間累計有19家公司完成IPO。另一方麵，從上市公司所屬板塊來看，在滬深主板、科創板、創業板上市的公司分別有44、20和16家，合計市值規模分別為4866.4、1302.1和2228.5億元。

從上市公司科創屬性來看，合肥成功培育了、推動了一批高成長性的戰略新興企業登陸資本市場。截至2024年6月，安徽省擁有179家上市公司，位列全國第七，僅次於廣東、浙江、江蘇、北京、上海和山東。其中，62家屬於戰略新興產業，占總數的34.64%。合肥市表現尤為突出，34家上市公司聚焦戰略新興產業，占比高達41.46%，超出全省平均水平。在行業分布上，新一代信息技術、節能環保和高端裝備製造領域上市公司數量最多，分別為10家、8家和8家。市值方麵，合肥市戰略新興產業上市公司總市值達到1664.54億元，占全市上市公司總市值的19.85%，科創屬性的上市公司正成為推動省域經濟“科創+產業”協同發展的重要力量。

從科研機構結構來看，合肥科技基礎設施建設與創新成果顯著，技術交易額增長明顯。根據合肥市2023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數據，截至2023年末，全市已建成全超導托卡馬克、穩態強磁場、同步輻射光源等3個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國家級實驗室、工程技術中心和企業技術中心數量分別達15個、5個和57個。全年科技成果登記達到6563項，其中571項得到財政資金支持。專利授權總量為5.90萬件，略有下降，但有效發明專利數量增加至6.80萬件。技術合同交易活躍，輸出合同成交金額為694.60億元，增長7.3%；吸納合同成交金額為574.79億元，大幅增長31.8%。

二、國資引領——科技金融生態中合肥模式的核心打法

改革開放後，中國不同城市發展模式因資源稟賦和政策扶持的區別而逐步走向背離，譬如憑借著上世紀80年代特區政策，吸引大量外資入鵬的“深圳模式”；以民本經濟為本質，支撐起農村家庭工業的“溫州模式”；坐擁政治地位等先天稟賦，引導區域經濟先集聚、後輻射的“總部經濟模式”；也有依賴臨江沿海交通條件的“江海碼頭模式”。回顧安徽合肥的蝶變之路，三大國資平台合營互助，製度創新和技術創造彼此協調，最終創造了矚目的合肥模式——地方政府圍繞戰略性新興產業，通過國有投資平台投資優質項目落地生根，成長壯大後通過上市、股權轉讓等方式實現政府投資的增值退出的科技金融模式。

合肥模式中政府（或者國資平台）的角色和作用並非一成不變，而與市場保持同頻的微妙平衡。（1）最初，地方政府在推動創新和經濟發展中起到了明顯的主導作用，無論是龍頭企業，還是初創公司均遵循科技金融機製和政策，逐步實現了從傳統市場主體向創新主體的轉變。（2）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政府的引導與市場和社會的自發創新開始相互促進和協同，形成了一種互補的關係。進一步地，通過深化“放管服”改革，政府構建了一個精準化的創新創業孵化服務體係，實現了從傳統的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轉變。（3）在產業鏈形成過程中，市場主體更加依賴市場機製，政府則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服務，以促進創新過程的發展。最終，市場在資源配置中重新發揮了主導作用，實現了“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的結合與平衡。

在地方層麵，合肥對國有資本營運機構進行重組整合，組建三大國資投融資平台。三大平台定位清晰、功能互補、統一銜接，分別形成了國資城投平台、國資投資企業和國資金控公司。確保各級各類規劃在總體要求上指向一致，空間和資源配置上相互協調。例如，合肥城市建設投資公司（合肥建投）和合肥產業投資集團（合肥產投）在某些領域雖有業務交集，但各有側重點。在半導體行業，合肥建投選擇投資了專注於晶圓代工的，而合肥產投則投資了專注於存儲芯片生產的合肥長鑫，展現了兩者在相同行業內的不同投資策略和重點。

2.1國資城投平台：合肥建投向“產業基金”的蛻變

正視市場化運營與地方財政的矛盾，推動國資城投平台——合肥建投完成從“土地基金”到“產業基金”的蛻變：2010年，國務院發布了《關於加強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公司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標誌著對地方融資平台規範、清理和整頓工作的開始。2012年，財政部等三部門發布了《關於製止地方政府違法違規融資行為的通知》，進一步削弱了地方政府投融資平台的傳統融資角色，促使城投公司加速轉型。然而，由於深植於體製內又作為國有企業，城投平台通常難以與地方政府和財政脫鉤，在轉型過程中遇到不少挑戰。譬如城投公司長期與政府緊密結合，習慣於遵循政府的工作安排，缺少獨立開拓市場的專業團隊、經驗和技術。此外，許多城投公司仍在償還曆史債務，而在新的投資模式下，需要考慮將地方政府的收益納入考量，如何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成為難點。成立以來，合肥建投的身份發生了三次轉變，從現有業務及自身優勢出發，實現了城投平台由“融資端”向“投資端”轉型。

合肥市建投集團是經市政府批準、市國資委授權經營的國有獨資投資運營公司，主要職能為城市重大項目建設投融資、城市基礎設施重點項目建設、戰新產業投資運營、城市運營服務保障等。2006年6月，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合肥交通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合肥市建設投資公司等三家公司重組新建合肥建投，首批參控股企業有26家。截至目前，合肥建投注冊資本為132.98億元（首次注冊資本為56.03億元，2011年新增現金資本40.00億元，2014年以專項資金方式增資0.50億元，2020年以資本公積轉股本的方式新增注冊資本36.45億元），合肥國資委持有其100%股份。截至2024年一季度末，合肥建投合並資產總額6799.44億元，負債總額4537.35億元，所有者權益2262.09億元；擁有全資及參控股企業超過60家，其中包括4家上市公司。

成立以來合肥建投的身份發生了三次轉變，從現有業務及自身優勢出發，實現了城投平台由“融資端”向“投資端”轉型。（1）2006-2014年，合肥建投作為傳統的政府融資平台，累計幫助政府融資金額接近1100億元，承擔了合肥市50%以上的城建資金保障任務；（2）第二個身份是戰新產業投資平台，2008年以來主導和參與了以京東方項目為首的超過3400億的戰略新興產業的投資組建，為此後推動康寧、、蔚來、等一批重大戰新產業集群落戶投產奠定了堅實基礎。2014年末，合肥建投明確轉型發展的總體思路為：一是以市場化方式參與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繼續為政府提供服務；二是通過實施專業化的國資運營管理，充分發揮在國有資本投資及運營方麵的作用；（3）2019年後，合肥建投圍繞“專業化與多元化相結合的城市運營服務商，引領戰略新興產業發展的國有資本操盤手”的目標，由原來以承接政府交辦的一些重大項目運作為主，轉變成承接政府交辦任務和自主進行市場布局兩手並進，以市場化方式轉型為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

投資端：基於職能轉變需求，2014年起主動改革實施“投資—合作—退出”產業投資模式。

隨著合肥經濟的快速增長，市財政收入得到顯著提升，基礎設施也日益完善，財政狀況允許其自行承擔一部分基礎設施和公益性項目的資金需求，減少了對融資平台的依賴。這一市場需求的變化對合肥建投構成挑戰，因此自2014年起，合肥建投本部未再增加新的政策性融資項目，並向市場化的城市基礎設施投資和戰略性新興產業投資平台轉型，成為國有資本投資運營的主體。主動革命成功促進了新型顯示、集成電路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在合肥的集群發展，譬如將新型顯示產業作為起點，與京的合作，合肥建投不僅參與了第6代和第8.5代線的建設，還進一步投資了總投資額達400億元的第10.5代線項目，其中資本金為220億元。在這220億資本金中，合肥建投以股權形式投資了180億元，而京東方自籌了40億元。京東方10.5代線項目自2018年投產以來，不僅吸引了眾多相關企業進駐合肥，也標誌著合肥新型顯示產業鏈的成熟與完善。

另一方麵，根據執中數據統計，2023年，產業園區運營主體開始作為“LP”進入股權投資領域。譬如，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先進技術研究院（合肥）的資產運營子公司投資了1億元人民幣，成立了“安徽省雛鷹計劃專項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合肥蜀山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發展公司則分別投資了4000萬元和9000萬元，建立了“合肥市蜀山區全域科技創新創業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和“安徽新能天使創業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兩隻基金。此外，安徽中安創穀科技園區公司投資了8000萬元，設立了“安徽高新科技創新創業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並持有該企業40%的股份。

總結經驗，在新型顯示產業引進和培育過程中，合肥建投就精心篩選產業類型，並在項目規劃初期就設計了穩妥的退出機製。這在京東方項目中也得到了驗證：2014年，合肥建投通過二級市場減持，實現了對第6代線項目投資的完全退出，獲得了33.3%的投資回報。2015年，在股票解禁後，合肥建投抓住市場機遇，減持了第8.5代線項目的52.38億股，成功退出並取得了約120億元的淨收益，投資回報率高達343%。減持後，合肥建投還加快了剩餘股份的退出計劃、信托產品的清算和資金管理，確保了信托產品的及時清算和收益分配。

圍繞城市經濟發展規劃和國有經濟布局，合肥建投大膽謀劃金融創新和產業培育。截至目前，公司仍承擔合肥市重大產業項目投資及引導職能，業務開展模式主要分為兩種模式：（1）直接股權投資。主要采取直接出資等形式達到參股目的，以期獲取投資分紅收益。（2）基金投資。主要通過設立產業基金的形式參與股權及項目投資，主導和參與投資京東方、晶合、蔚來等新型顯示、集成電路、新能源等多領域戰新項目20個，項目總投資超過3193億元。截至2024年3月末，合肥建投已先後設立了合肥芯屏產業投資基金（有限合夥）、合肥建恒新能源汽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等基金，並通過旗下基金參與投資了涉及芯片、半導體等領域的10餘個重大產業投資項目。

融資端：拓展產業基金融資模式，以應對融資渠道單一的風險

合肥建投成立初期，開展的業務以銀行貸款融資為主，導致利息支出的金額龐大，融資成本高昂。截至目前，融資環境方麵，合肥市廣義債務率位於全國中下遊，區內城投企業的融資主要依賴銀行和直融等渠道，其中債券市場發行利差普遍低於全國平均水平，淨融資額呈現淨流入趨勢，發債主體未出現債務違約事件，整體再融資環境良好。回顧過去，2007年4月，合肥建投與中國簽署了價值200億元的合作協議，緊接著在同年12月，又與中國簽訂了一項價值30億元的商業協議。從2006年1月至2008年8月期間，合肥市為重大建設項目共籌集資金達到225.03億元，這其中包括了64.63億元的財政資金和160.4億元的融資資金，銀行貸款構成了這些大建設項目資金的主要來源。這導致合肥建投在滿足其正常運營支出的同時，也必須承擔日益增長的利息費用。

2008-2014年，合肥建投的債務總額顯著上升，有息負債規模迅速擴大，占比超過了總負債的7成。根據合肥建投集團的財務報告數據，無論是短期還是長期借款，累計總額都占據了有息負債的半數以上，從側麵凸顯了銀行貸款在有息負債中的重要性。由於銀行貸款需要定期償還本金和利息，這導致合肥建投在這段時間內的利息支出逐年上升，從2008年的5.08億大幅增長至2012年的38.45億。這種增長趨勢反映出隨著貸款額的增加。考慮到銀行貸款的成本通常高於其他直接融資途徑，如果不對以銀行貸款為主的融資結構進行調整，合肥建投麵臨的利息償付壓力不斷增大，單一融資渠道導致的財務風險可能會進一步上升。

因此，考慮到隨著融資平台規模的急劇擴大，融資平台以銀行貸款形式進行融資的難度倍增，合肥建投不斷拓寬其融資渠道。合肥建投在獲取銀行貸款之外，積極與國家開發銀行溝通協調，利用軌道公司和新農村公司作為申請主體，通過政府購買服務形式申請項目貸款，為軌道交通和市政道路項目開辟了新的融資途徑。同時，軌道交通項目采用了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例如，在京東方8.5代線項目中，合肥建投先是以債權加股權模式投資100億元，隨後通過結構化產品設計再投資120億元，其中包含35億元的自有資金和75億元的外部募集資金。2016年1月，為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合肥建投成立了合肥芯屏產業投資基金，並以此基金模式參與了多個項目的投資。隨著轉型步伐的加快，合肥建投在產業投資基金的運用上變得更加熟練，利用市場化手段，將合肥芯屏產業投資基金全部用於新型平板顯示和集成電路產業鏈的上下遊，促進了相關企業的集聚和產業集群的快速形成。以京東方10.5代線項目為例，芯屏基金成功籌集了152億元資金，這些資金完全用於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為合肥建投提供了堅實的金融支持。

產業投資業務穩步開展，總債務規模持續增加，帶動財務杠杆水平持續提升。產業投資基金模式的杠杆效應使得合肥建投能夠用較小的資金投入帶動更大規模的投資，同時有效降低了資產負債率。根據中誠信評級報告數據，截至2023年末，合肥建投資產負債率為65.85%，將合肥市財政撥付的建設資金計入長期應付款科目，考慮該因素後，總資本化比率為42.94%，仍處於較低水平。與此同時，受益於公司持續收到合肥市政府支持和子公司收到少數股東增資，資本公積和少數股東權益持續增長，帶動經調整的所有者權益規模有所上升。其中，2023年末資本公積較年初增長94.65億元。

2.2國資投資企業：合肥產投如何“管好資本”

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中，提出“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製，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隨後，在十九屆四中全會上，進一步強調了建立以資本監管為主的國有資產監管體係的重要性。隨著這一趨勢的不斷推進，各級政府機構正逐步通過製定授權放權清單，將更多的自主權下放給國有企業，以促進其發展。2019年，合肥市政府辦公廳發布了《關於市國資委以管資本為主推進職能轉變方案的通知》，標誌著市屬國有企業的自主決策權得到進一步擴展。合肥產業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合肥產投”）在當前國資國企改革的大背景下，正在承接合肥市國資監管體製改革，向“管資本”方向發展。

合肥產投成立於2015年3月，是由合肥市國有資產控股有限公司與合肥市工業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合並而成。作為合肥市國資委直屬的三大平台公司之一，合肥產投的定位是專注於產業投資和創新驅動的國有資本投資企業，並且是全市首批參與國有資本投資公司改革試點的單位。公司注冊資本為165.41億元人民幣，享有國內AAA級的主體信用評級，以及國際BBB級的信用評級。合肥產投的業務版圖包括22家全資子公司、5家控股公司以及20多家參股企業。在2023年，集團實現了91億元人民幣的營業收入，同比增長12%；利潤總額達到22億元，淨利潤為11億元。截至2024年3月底，合肥產投的資產總額已經達到932億元人民幣，淨資產總額為389億元人民幣。

產業是城市經濟增長的基石和推動力，對城市的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合肥產業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的創新和改革與合肥市的發展緊密相連，共同進步。作為市級國有資本投資運營的重要平台，產投集團致力於推動合肥的產業發展，依托四大業務平台——產業平台、資本平台、創新平台和開放平台，實現“區域戰略投資、新興產業培育、創新發展引領、內陸對外開放”的四大核心職能。

合肥產投采取“1+3+3+N”的組織架構，以集團的投資大平台為核心，依托三家主要的基金管理公司——創新投資公司、產投資本公司和國正公司——進行差異化發展和緊密合作。這種架構旨在實現投資策略、項目選擇和專業技能等方麵的協同效應，共同推動投資板塊的全麵發展。通過這種模式，產投集團打造了一係列投資基金，包括天使投資基金、創業投資基金和產業投資基金，構建了一個多元化的基金生態係統。這個生態係統由多個子基金、產業基金和專項基金組成，形成了一個充滿活力和創新的“基金叢林”，旨在通過專業化和差異化的投資策略，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和風險的有效分散。產投集團的這種架構和策略，不僅能夠充分發揮各基金管理公司的專長和優勢，還能夠實現資源共享和優勢互補，提高整體的投資效率和競爭力。通過這種“組合拳”的方式，產投集團能夠更好地服務於創新創業和產業發展，為社會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

產業平台：堅持“增量崛起”與“存量變革”並舉，加快推動產業集聚和轉型升級

具體來看，產業平台主要分成三大板塊——戰略性新興產業、現代服務業和先進製造業。（1）新興產業領域專注於集成電路、高級醫療設備、人工智能以及環保產業的發展，采用“鏈主企業—核心項目—產業鏈整合—產業集群—產業基地”的模式，成功推進了包括長鑫存儲、中國聲穀、合肥創新研究院等關鍵項目，促進了關鍵產業和重大項目的實施。例如，長鑫存儲投資超過200億元，成功研發了10納米級的動態存儲芯片製造工藝，成為國內首家實現國產DRAM內存量產的企業。（2）在高端製造業領域，通過控股或參股公司促進產業的落地與發展。例如，設立了智能語音和人工智能產業基金，助力中國聲穀獲得國家“先進製造業集群決賽優勝者”稱號，並被認定為“國家特色服務出口基地”。中科離子公司在成功交付首套超導質子放射治療係統後，又自主研製並安裝了240MeV超導醫用質子回旋加速器。（3）現代服務業領域支持傳統產業板塊通過創新模式和轉型發展。例如，支持浩悅環境公司發展成為提供危險廢物處理、餐廚垃圾處理、生態修複和環境檢測等綜合服務的環保企業，該企業也入選了國務院國資委的“科技創新改革示範企業”名單。同時，支持創和養老公司以幸福莊園健康養生園項目為依托，拓展到“大健康”產業，提供結合醫療和養護的養老服務及康複服務。

資本平台：政府引導基金的高能級資本平台，實現國有資本保值增值

合肥產投的資本平台專注於科技創新和產業投資，建立了一個全麵覆蓋企業從萌芽到成熟各個發展階段的基金體係。該體係總規模已經超過了千億元人民幣，累計投資額超過300億元，覆蓋了800多個項目，其中51個項目已經成功上市，包括25個在科創板上市的項目（截至2023年末）。合肥產投通過旗下的產投資本和國正公司等機構作為管理主體，采用多元化的投資策略，比如“接力投資”、“組合投資”，形成了一個互補和協作發展的基金投資與管理結構。例如，合肥產投成立了一個規模達10億元的天使基金，專注於投資成立時間不超過兩年的初創型科技企業，每筆投資不超過500萬元，提高了風險容忍度至40%，已經成功培育了100多家國家高新技術企業。

在市場化基金方麵，合肥產投遵循“國有引導、多元參與、專業操盤、實現共贏”的原則，發起設立了多支市場化基金，或者依托受托管理的政府引導母基金，加強與市場化投資基金的合作，引導和撬動社會資本參與，支持重點產業的發展。例如，2021年，合肥產投設立了規模為10億元的高成長壹號基金，主要關注集成電路產業鏈的上下遊，為成熟期的成長項目提供資金支持。此外，合肥產投還與紅杉資本、毅達資本、國投招商等知名投資機構合作，設立了多支子基金，投資領域覆蓋了集成電路、新能源、生物醫藥等合肥市的重點產業。

2.3國資金控公司：興泰控股的錯位競爭策略

地方金融控股平台作為政府管理金融資產的關鍵工具，在區域科技金融生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它們不僅擁有全麵的業務布局、強大的實力和專業的服務，還對本地區的經濟特點有著深刻的理解。這些平台是地方政府推進科技創新金融服務改革的核心工具，對於科創金融改革試驗區的建設至關重要。在此框架下，地方金控平台的任務是探索並利用政策優勢，推進金融供給的創新，以此優化城市的科技創新生態。合肥興泰金控通過整合關鍵的金融資源，建立了一個地區性的金融控股集團，這不僅加強了當地的金融服務能力，還促進了金融資本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實現了產業與金融的互利共贏。

曆經數年的資源集中和整合，興泰控股的金融服務體係基本健全，服務科技能力顯著增強。合肥興泰金融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興泰控股”）最初作為合肥興泰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在1999年1月18日設立。2002年5月，合肥市國資委將其旗下多家金融和保險企業的國有股份轉交給該公司，標誌著合肥興泰控股的正式成立，致力於金融資本的運營。自2004年起，興泰控股通過成立子公司擴展了其金融服務，涵蓋了融資租賃、信用擔保、典當、小額貸款、股權投資和基金管理等多個金融服務領域。2015年，合肥市根據國有資本運營機構調整方案，進一步確立了興泰控股在完善本地金融服務體係中的關鍵角色。隨後在2016年和2017年，合肥市政府將合肥股份有限公司的大部分股份以及合肥市產業引導基金有限公司的股權無償轉讓給興泰控股。

興泰控股，作為國內較早成立的地方性金融控股公司，承擔著合肥市委和市政府賦予的重要職責：構建和優化本地區的金融服務架構，為實體經濟注入活力，幫助中小微企業解決資金難題，並積極防範和降低地區金融風險。截至2024年6月，興泰控股的注冊資本為70億元人民幣，由合肥市國資委全資持有，並擁有AAA級信用評級，旗下擁有16家子公司和7家金融機構的參股權益。到2023年底，興泰控股的基金集群新增了17支參股基金，新增資金規模接近328億元，累計管理的基金數量達到71支，累計資金規模達到752億元，資本放大效應接近6倍。在股權投資領域，2023年集團新增了153個投資項目，總投資額為64.66億元，並成功助力5家企業完成首次公開募股。

合肥興泰控股與合肥建投、合肥產投錯位競爭，為科創企業提供資產管理、融資擔保、另類資產收購、知識產權運營等細節服務，為合肥科技金融生態“一站式服務”查漏補缺。

興泰資管：國內首家擔保行業保障金專業運營機構，設立科創企業貸款風險補償資金池

一方麵，興泰資管有效利用財政風險資金的杠杆效應，發揮其作為服務和管理中心的角色。通過整合市級財政風險補償資金、銀行與擔保機構的合作存款以及縣級政府的投資入股等多種資金來源，興泰資管與15家銀行和11家政府性融資擔保機構建立了全麵的保障體係，實現了合肥地區主要銀行和擔保機構的全麵合作。到2024年4月，其管理的保障金總額保持在15億元，其中代管的保障金超過6億元，一般保障金超過1億元，累計為政府性融資擔保機構提供了近7億元的流動性支持。另一方麵，興泰資管通過精準設計金融產品，如“科創過橋貸”和“科大矽穀接e貸”。截至2023年底，管理的財政續貸過橋資金達到2億元，累計為全市中小微企業提供了近5000筆續貸過橋資金，總額超過230億元，年均增長率達到12%，有效解決了企業在生產和經營周期中可能遇到的信貸斷點問題。此外，興泰資管推出的“政信貸”產品，累計為超過13000家本地企業和農業相關主體提供了超過890億元的資金支持，平均授信利率為4.14%，平均擔保費率為0.7%，持續提高了企業的融資獲取率。

興泰擔保：發揮AAA主體信用等級優勢，立足支持科技型中小微的普惠融資擔保

興泰擔保自2017年起作為安徽省首個專注於科技領域的融資擔保機構，一直致力於簡化科創型企業的融資流程並減少其融資成本。該機構通過創新金融產品，如“科大矽穀科創賦能貸”、“新能源汽車產業貸”和“智穀貸”等，為超過1100家科創企業提供了擔保服務，累計擔保額度超過40億元人民幣，有效支持了省市重點產業鏈的發展。同時，興泰擔保不斷優化其科創業務的服務流程，推出了2.0版的科創企業評分係統。該係統綜合考量近30個不同指標，對科創企業進行全麵評估，精準把握審核關鍵點。這種評分機製不僅有效控製了業務風險，還顯著提高了審核工作的效率，確保科創企業能夠獲得更加迅速和高效的金融服務。

合肥興諍信：首個重點產業知識產權運營中心，提供充足的科創商業化保障機製

2023年5月，合肥市見證了其首個專注於重點產業的知識產權運營中心——合肥興諍信的正式成立，標誌著合肥市首個重點產業知識產權運營中心正式啟動運作。合肥興諍信致力於提供多元化服務，包括知識產權的公共服務、數字版權的交易、投資運營以及科創屬性的診斷與輔導，形成了一個覆蓋知識產權孵化、評估、維權、調解、交易以及金融開發等環節的綜合性服務體係。合肥興諍信的成立得到了興泰資本的大力支持，後者通過自身的資金和所管理的合肥高技術產業知識產權運營基金進行投資，以實現與興泰資本旗下其他股權投資基金的協同效應。這一舉措旨在培育和支持那些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科技型企業，加速它們的成長，並在此過程中探索出一種具有合肥特色的知識產權運營模式。

S基金：迅速借力股權投資和創業投資基金份額轉讓試點的政策機遇，完善私募股權基金的綜合服務體係

“S基金”在資本市場中扮演著資金流動性增強者的角色，專注於私募股權的二級市場交易，通過購買其他投資者的基金份額或企業股權來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同時為投資者提供更明確的收益預期。這種模式有助於吸引資本投入到科技創新和產業發展中，實現對這些領域的全周期性支持，進而推動科技、產業與金融之間的良性互動。2024年4月，安徽首隻“S基金”——合肥市共創接力創業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在合肥市國資委的統籌協調下，由興泰資本聯合合肥百大、合肥城建、安徽公共資源交易集團、合肥客運、合肥軌道、合肥供水、合肥工業科技、合肥引江濟淮投資公司等國資企業，以28億元的規模共同發起設立。作為管理人，興泰資本將市場化運作作為核心，采取差異化策略，以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為首要任務，積極與合作夥伴對接，推動地方產業的升級和發展，形成支持科創產業創新的資本接力機製，為合肥市科創金融改革試驗區的建設貢獻力量。

三、產業鏈發展——挖掘曆史脈絡中的產業躍遷

創新是生產要素新組合的過程，在創新成果向產業轉化的過程中，企業能夠整合工程、產業和市場知識，以獲取創新帶來的回報。大學和研究機構提供知識與技術支持，中介機構和政府則營造有利的商業環境，所有這些努力都是為了支持企業的創新活動，企業（尤其是龍頭企業或產業鏈鏈主）是創新過程的核心。

一方麵，合肥吸引投資和建設產業鏈，同時提升產業鏈的層次，培養創新企業；另一方麵，通過創業苗圃、孵化器和加速器等環節，合肥完善了創業孵化服務係統，優化了服務機構的發展環境，加快了潛在行業領導者和獨角獸企業的培養。初創公司、獨角獸企業以及行業龍頭並肩作戰，帶領合肥產業結構從傳統的汽車和家電產業轉型到以先進製造為特征的新型顯示、集成電路和汽車產業，進而發展到集成電路、生物醫藥和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實現了一代又一代產業升級和躍遷。

本章節圍繞“芯屏汽合”“急終生智”為地標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格局，選取了美菱冰箱、京東方、蔚來汽車、科大訊飛等案例，挖掘家用電器、集成電路、新型顯示、新能源汽車、人工智能產業發展的曆史脈絡，揭示合肥模式在科技金融環境中創新發展的微觀機製。

3.1緣起家電：改革開放後第一個千億產業

合肥的家電產業自改革開放之初便開始興起，到20世紀 90年代，已孕育了榮事達、美菱、天鵝等一批本土品牌。作為中國家電行業的先鋒，合肥製造了全球首台變容冰箱、首台VCD、首款仿生洗衣機以及國內首款窗式空調。2009年，合肥榮獲國家認證，成為中國家電產業基地，僅此一家。2021年，合肥家電產業的主營業務收入曆史性地突破了千億元大關，產業規模占到全國的十分之一左右。截至目前，合肥不僅擁有、海爾、美的、格力、TCL、長虹、京東方等7個國際知名品牌，還有美菱、榮事達等10個國內知名品牌。

合肥家電產業的發展策略是構建一個涵蓋家電產業上下遊的完整產業鏈，實現了從技術研發、零配件生產、整機裝配、產品包裝、銷售到售後服務的全鏈條覆蓋，形成了一個完善的家電產業生態係統。主要可分為引進技術、並購重組、本地配套等三個發展階段：

（1）為本地企業引進國外先進生產線與先進生產技術的起步時期。上個世紀 80 年代末，合肥美菱冰箱通過引進意大利梅洛尼公司的阿裏斯頓冰箱生產線，即知名的“阿裏斯頓九兄弟”之一，實現了技術升級。同時，榮事達公司也引進了日本三洋的洗衣機生產線，並在1992年成功下線了首批“榮事達”牌洗衣機。

（2）入股收購重組為特點的金融資本操作發展時期。90年代中期，隨著企業發展遇到瓶頸，美菱和榮事達等公司開始通過引入外資進行資本運作，尋求突破。1994年，三洋榮事達電器作為中日合資企業成立；1996年，美泰克公司向榮事達投資8000萬美元，獲得49.5%的股份；1997年，海爾集團並購了黃山電視機廠，實現了100%控股。1992年，合肥洗衣機廠轉型為榮事達集團，並推出了獨立品牌“榮事達”，隨後通過與香港、日本和美國的公司合資，進一步培育和擴大了品牌影響力。

（3）對照家電產業鏈缺失環節補充本地配套子產業的成熟時期。合肥通過補充本地配套產業，強化了產業鏈的完整性。例如，打造多個國家級家電產業支持中心，包括工程技術研究中心、信息（檢測）中心、回收中心和物流倉儲中心，使當地家電企業能夠便捷地完成產品認證和性能測試。不僅提升了合肥在家電行業的話語權，還幫助企業更有效地開拓國際市場，提供了獲取進口國產品認證和通關文件的快速通道。產業集群與實驗室的緊密結合，促進了檢測檢驗流程的集中化、便捷化和高效化，減輕了企業負擔的同時降低了成本，增強了產業基地的核心競爭力。

從地理分布來看，作為全國知名的家電產業基地，合肥擁有眾多家電產業園區，主要集中在城市的西部和西南部，產業集聚效應明顯。具體來看，合肥西部地區分布有合肥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和蜀山經濟開發區，這些區域包括了格力、美的、榮事達三洋等知名家電企業的工業園區，其家電產量占到合肥總產量的三成。而城市的西南部則擁有合肥經濟技術開發區和桃花工業園區，這裏坐落著海爾、長虹、美菱等大型家電企業的產業園，以及“格林柯爾-美菱”和TCL的家電產業園，家電產值占據了合肥的半壁江山。盡管合肥的東南部有包河工業區，東部有肥東經濟開發區和瑤海工業園區，但這些區域的家電產業園區相對較少。整體而言，合肥的家電產業園區分布呈現出明顯的地域特征，西部和西南部的集中布局為家電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集群優勢。

3.1.1美菱

起步與創新（1983年始）：1983年，合肥市第二輕工機械廠（美菱前身）在創始人張巨聲的帶領下，麵對重重困難，大膽決定轉型生產電冰箱。憑借對市場的敏銳洞察和堅定信念，張巨聲克服了資金、技術和設備的不足，通過借鑒日本三菱冰箱的技術，成功研發出第一台美菱BY-158冰箱，填補了安徽省在冰箱生產領域的空白。美菱冰箱的問世，不僅結束了一段曆史，更開啟了以產品創新推動企業發展的新篇章，迅速成為冰箱行業的領軍品牌。

資本運作與品牌重塑（2003年始）：2003年，廣東格林柯爾成為美菱股份的控股股東，標誌著美菱在資本運作上邁出了重要一步。這次戰略重組，既是響應政府引進外資、優化國有股結構的政策，也是為了引入新的管理機製，提升企業競爭力。然而，由於監管機構的調查，這段聯姻並未持久。最終，的收購為美菱帶來了新的轉機，長虹希望通過美菱突破自身在白色家電領域的局限，實現產業的多元化發展。

智能化轉型與生態構建（“十二五”至“十三五”期間）：在“十二五”規劃收官之際，美菱推出了全新的品牌形象和口號，標誌著公司轉型的開始。進入“十三五”，美菱啟動了全球白電行業首個“智匯家生態圈計劃”，致力於構建以智能家居為核心的白電生態圈。美菱的“空間智變”冰箱，集成了智能冷量分配技術和ETC智能識別技術，引領了冰箱行業的創新潮流。美菱以用戶需求為導向，以技術創新為動力，不斷推動產品升級和產業轉型，展現了中國家電品牌的韌性與活力。

3.1.2榮事達

起步與改革（1986-1990年）：1986年，合肥洗衣機總廠麵臨存貨積壓和財務危機，陳榮珍臨危受命，擔任廠長，開始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他通過引進日本三洋的先進電機設備和技術，以固定資產作抵押，負債900%借款，大幅提升生產水平。同時，放棄自有小品牌“百花”，與上海洗衣機廠合作生產“水仙”牌洗衣機，使產量大增。陳榮珍還提出了“產品100%合格”的質量標準和“零缺陷管理”，創立了中國家電服務品牌“紅地毯”，並倡導了“和商理論”。

精細化管理與資產增長（1990-1998年）：依靠精細化管理，合肥洗衣機廠在1990年躍居行業產銷量第3名。陳榮珍的高水平資本運作能力也推動了榮事達資產的大幅增長，從1992年的1億元增長到1998年的近30億元。1992年，合肥洗衣機廠與香港豐事達、安徽技術進出口公司合資成立合肥榮事達電器有限公司。一年後，第一台“榮事達”商標洗衣機下線。陳榮珍將49%的股權出讓給香港一家公司，獲得104億元，並與日本三洋公司合資成立榮事達·三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三年後，陳榮珍以1.55億元購回香港公司手裏的49%榮事達股份。麵向未來的“多元化”發展中，陳榮珍經多方考察，選擇了美國家電業排名第三的美泰克，然後以旗下5個子公司作價，美泰克則投入 8200萬美元的現金，雙方各持 49.5%的股份（另外 1%為香港愛悅集團持有），合資生產高檔冰箱；基於與日本、美國合作成功的經驗，後來榮事達又吸納了 2000多萬元民營資本，再次在業界引起轟動。1995 年至 1998年，榮事達奪得洗衣機行業產銷量連續4年全國第一的桂冠。

順應發展政策的新局麵（1998年至今）：2000年，榮事達被認定為中國馳名商標，次年榮事達洗衣機獲得“中國名牌產品”稱號。2002年，公司開始國際化進程，並注冊了國際商標Royalstar。2004年，合肥榮事達三洋公司正式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成為首家合資家電上市企業，同年發布三大戰略，標誌著公司向智能家電和多元化產業發展的轉變。榮事達集團在2007年正式投入使用合肥雙鳳工業園。2010年完成改製，安徽品冠投資集團全資收購，承擔起品牌發展重任。2013年，榮事達確立智能家居為主導方向，成立雙創中心。2019-2022年，榮事達集團陸續“工業企業知識產權運用試點企業”、“國家級工業設計中心”以及“國家企業技術中心”的稱號。

3.1.3合肥海爾

合肥海爾是盤活存量資產，實現兼並後複活的“休克魚”改革案例。合肥無線電二廠，原是20世紀50年代從上海遷來的小型模型製造廠。1978年，該廠率先引進日本夏普黑白電視機散裝件，組裝後投放市場，標誌著其正式進入電視機行業，並生產出國家銀獎產品——黃山牌電視機。1987年，合肥無線電二廠達到頂峰，成為全國500強企業之一，黃山牌電視機也成為國家十大電視機品牌之一。然而，隨著宏觀政策調整和外部環境惡化，加之經營不善，合肥無線電二廠逐漸陷入困境。1994年，累計虧損近3億元，成為合肥虧損最大的企業。合肥市試圖通過榮事達董事長陳榮珍的“委托經營”來挽救該廠，但未能成功。

1996年，合肥市成為國家優化資本結構試點城市，無線電二廠被納入政策性破產企業名單，2億多元債務隨之消解。剝離出的淨資產成立了“黃山電子有限公司”，巧妙擺脫了債務鎖鏈。但一年後，新成立的黃山電子又虧損近5000萬元，各分廠陷入困境。1997年底，合肥市決定將已破產重整的黃山電子有限公司“嫁”給海爾集團，希望通過海爾的實力盤活這個企業。海爾集團無償接收了黃山電子，條件是企業留在合肥並接收原有2500名職工。合肥市財政還承擔了黃山電子的3600萬元銀行貸款。

憑借“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改革，海爾集團兼並後，彩電產量迅速從不到5萬台增至40萬台。這場被稱作“休克魚”的改革不僅為合肥注入海爾的企業文化，與海爾的先進管理文化正式接軌，還引來了合肥海爾工業園——一個年產值超過百億的產業園區。在海爾的集聚效應下，國內外家電巨頭，如美的、格力、長虹、華淩和三洋紛紛落戶合肥。2008年，合肥已經成為“中國家電之都”，電冰箱產量穩居全國第1；洗衣機產量全國第2；空調產量居全國第3，在全國形成了“北青島、中合肥、南順德”的家電製造業格局。

3.2新型顯示：新一代信息技術的先導性支柱產業

合肥作為國內家電產業的重鎮，冰箱、彩電、空調和洗衣機這四大家電的產量占全國總量的近四分之一。在產業鏈的培育和發展中，冰箱、洗衣機和空調的產業鏈配套程度達到60%至70%，而彩電的配套率相對較低，僅為30%，主要受限於液晶顯示屏製造的不足。合肥致力於發展新型顯示產業，以期在國內外市場占據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製高點。2008年，合肥與京東方建立了合作關係，全力支持其在合肥建立第六代薄膜晶體管液晶顯示器（TFT-LCD）生產線。

目前，合肥在新型顯示產業領域已經集聚了150多家企業，包括60多家規模以上企業和近40家高新技術企業。全產業鏈的投資項目累計超過120個，總投資額超過1550億元。以京東方和維信諾為龍頭，合肥構建了一條從上遊的設備、材料、元件到中遊的麵板、模塊，再到下遊的智能終端的完整產業鏈。合肥已經形成了一個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新型顯示產業集群，其產業創新能力和本地配套水平在國內處於領先地位。根據賽迪顧問發布的2022年新型顯示十大城市排名，合肥位列第二，並入選“2022年柔性顯示五大城市”，其投產的生產線設計產能在全球排名第四。無論是京東方的持續發展，還是維信諾合肥G6全柔AMOLED生產線的啟動，都展現了合肥為中國新型顯示產業發展所做的努力和實力。

2024年5月28日，維信諾與合肥市政府簽署了《投資合作備忘錄》，計劃在合肥投資建設第8.6代柔性有源矩陣有機發光顯示器件（AMOLED）生產線。該項目將在合肥新站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進行合作建設及生產運營，預計總投資額為550億元。自安徽引進首條AMOLED生產線以來，已經過去了將近6年的時間。2023年底，維信諾自主研發的ViP AMOLED量產項目在合肥成功點亮首片模組，這標誌著該技術已經完成了全線量產工藝的打通。

3.2.1京東方

京東方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56年成立的軍工企業北京電子管廠，是中國最早涉足電子元件和顯示設備生產的企業之一。經過早期的發展和轉型，該企業在1993年更名為京東方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BOE），專注於顯示屏技術的研究與製造。1997年，京東方成為北京首家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的B股公司，股票代碼為（200725）。隨後在2001年，（000725）也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

2003年，京東方投資12億美元在北京建設了第五代TFT-LCD生產線，標誌著中國大陸自主生產液晶顯示屏時代的開始。但是，隨著京東方液晶顯示屏的麵市，韓國和日本等地的顯示麵板領先企業開始大幅降低價格，導致剛剛從財務危機中恢複的京東方再次麵臨嚴重的虧損。麵對這一挑戰，京東方不得不向北京市政府求助，通過非公開發行A股的方式，使北京市政府以可轉換債券的形式成為公司的主要股東。隨著京東方的快速增長，包括康寧、冠捷在內的多家全球500強企業也開始在當地進行配套投資，總投資額超過700億元人民幣，構建了一個年銷售額接近千億元、納稅額超過40億元的大型管理體係。這使得京東方贏得了眾多地方政府的支持，並開辟了一條結合銀團貸款和政府投資的新型產業融資途徑。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為京東方提供了一個意外的發展機遇。在政府的強力支持下，京過股市增發股份，成功籌集了超過200億的資金，並借此機會進行了逆市擴張。遵循其“劍字”號發展戰略，京東方在2008至2013年間，在合肥建成了4.5代TFT-LCD生產線，並在北京建立了國內首條高世代TFT-LCD生產線，這也是國內唯一的TFT-LCD國家級工程實驗室。此外，京東方在8.5代TFT-LCD技術領域也取得了顯著成果，為中國顯示產業的持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隨著在合肥、和重慶的投資，京東方分別在這三地建立了8代TFT-LCD、6代AMOLED和8代TFT-LCD生產線。

從2014年起，京東方加快了業務轉型的步伐，在福州建立了6代柔性AMOLED生產線，並在合肥建成了全球最大的10.5代TFT-LCD生產線，以適應市場需求的變化。到了2020年，京東方在全球麵板技術領域取得了重大突破，打破了國外技術封鎖，重塑了國內半導體行業的格局。京東方的LCD市場份額達到26.80%，位居全球第一。在電視麵板銷量和供貨麵積上，京東方均保持全球領先地位，其中電視麵板銷量為4641萬片，供貨麵積達到2900萬平方米。同時，在顯示器、筆記本、平板等產品的市場銷量上，京東方也處於行業前列。在智能手機麵板領域，京東方以4.008億片的產銷量和21.6%的市場份額位居世界第一，並從2020年第四季度開始向蘋果供應AMOLED產品，成為國內首家供應柔性OLED產品的企業。盡管如此，京東方在整個AMOLED市場中的排名仍居第二。公司的主營業務是顯示器件，它也是公司收入的主要來源。從2021年到2023年，顯示器件業務對公司總收入的貢獻率分別為91.49%、88.53%和84.25%，始終穩定在80%到90%的高比例區間。

如何評估政府補貼、貸款便利、引導基金投資等“政府扶持”對於京東方生命周期創新績效的影響？

（1）初創時期：京東方在21世紀初期麵對全球TFT-LCD產業的崛起，盡管中國政府當時更傾向於支持外資企業，京東方還是毅然決然地進入了這一全新領域，並立誌要成為掌握自主技術的企業。起步時，京東方麵臨技術、人才和資金的多重短缺。為了加速進入TFT-LCD市場，京東方采取了收購韓國HYDIS公司的策略，這筆在政府支持下的跨國並購成為當時規模最大的交易之一。收購完成後，京東方決定在北京自主建設第五代生產線。北京市朝陽區政府為此提供了四個地塊供京東方選擇，展現了前所未有的支持力度。麵對資金鏈的緊張，北京市政府和國家開發銀行牽頭組織了九家銀行財團，向京東方提供了7.4億美元的貸款，同時市政府還提供了28億元人民幣的貸款以及其他資源支持，確保了項目的順利進行。在建設運營期間，京東方還獲得了北京市政府提供的1.8億元低息貸款和財政局的5327萬元專項資金。

通過海外並購和自主發展策略，京東方迅速掌握了核心技術，並大力引進及培養了高端技術與管理人才。京東方專注於資源整合，以便快速掌握核心技術，提升產品競爭力。在政府基金的引導和資源配置下，京東方從無到有，逐步積累了自身的技術實力、人才儲備和市場份額。截至2020年，政府引導基金對京東方的投資額增至175.8億元。

（2）成長時期：2008年，麵對全球金融危機對經濟的衝擊，中國國務院推出了產業振興規劃，京東方作為液晶產業的領軍企業，也迎來了政策環境的重大轉變。在這一基礎上，京東方迅速利用現有資源進行積累和擴張，憑借自主設計新生產線的能力獲得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在北京建設8.5代線時，京東方獲得了國投指導的提供的2億元貸款，利率僅為0.01%，幾乎等同於無息貸款。2009年4月，京東方還成功建立了國內首個國家級TFT-LCD工藝技術工程實驗室，獲得了國家發改委和北京市發改委支持，資金總額高達3000萬元。在各區域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京東方通過資源的重組和擴建，整合了集團中央研究院和現有研究院，建立了係統的技術研發中心，形成了係統的科技創新研發體係。

3.3新能源汽車：合肥+蕪湖雙輪驅動，已成為安徽省首位產業

自2001年我國啟動“863”計劃電動汽車重大專項以來，新能源汽車產業已經經曆了三個發展階段：戰略規劃階段（2001-2008年）、市場導入階段（2009-2015年）以及當前的成長期（2016年至今）。在國家政策的扶持下，新能源汽車產業在動力電池、驅動電機、整車控製係統和整車集成匹配等關鍵技術領域取得了顯著進展，產業日趨成熟。安徽在“十四五”規劃中將汽車產業納入全省首位產業，以合肥為中心逐步建立完整的汽車配套體係，同時扶持具有品牌號召力的整車企業。2023年，合肥支持、蔚來、大眾安徽、國軒等新能源整車及核心零部件等11個重大項目落地建設；蔚來、大眾安徽等6家企業全年新能源汽車產量75萬輛、同比增長約144%。全市機動車保有量306萬輛，其中新能源汽車保有量約23萬輛。

從全國視角來看，我汽車的產銷量在全球範圍內處於領先地位。2012年，新能源汽車產銷量開始顯著增長，2015年增幅高達300%，主要得益於2014年國家實施的免征新能源汽車購置稅政策，有效刺激了市場需求。2016年至2018年，新能源汽車產業進入高速增長期，產銷量持續快速增長，產品質量、技術研發和品牌營銷等方麵均有顯著提升。同時，國家出台了一係列支持措施，包括基礎設施建設、補貼政策和標準規範等。2019年，國家出台了嚴格的監管措施，降低了補貼資金的規模和範圍。2020年，盡管經曆了監管衝擊，新能源汽車產銷量開始逐步回升。在國家政策和市場需求的雙重推動下，2022年我國新能源汽車產銷量實現了爆發式增長，均同比增長96%，創下曆史新高。截至2023年末，我國新能源汽車產銷量規模分別為944.30和949.52萬輛，分別同比增長31%和38%，繼續保持高增速。

從政策扶持的視角出發，省委推出了“4116”計劃，旨在提升汽車及零部件產業的質量和規模，達到萬億級產業目標。該計劃包括《“十四五”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規劃》、《合肥市建設國際新能源汽車之都行動計劃》、《合肥市新能源汽車和智能網聯汽車推廣應用政策》以及《合肥市總部經濟發展支持政策（試行）》等重要文件。這些政策文件明確了對新能源汽車產業重點企業實施”產業布局戰略，即以製造基地為核心，輔以研發、銷售、上市、供應鏈和配套基金等五個方麵的支持，助力企業構建“1+5發展模式。同時，合肥市在汽車產業的要素保障方麵也表現出色。安徽省已經設立了規模達180億元的新能源汽車和智能網聯汽車產業主題基金，為產業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資金支持。此外，省內高校也積極響應，通過增設新能源汽車相關學科專業，修訂人才培養方案，為產業發展輸送高質量的人才資源。

從區域經濟一體化角度來看，合肥與蕪湖這兩大城市的協同發展已經形成了強大的集聚效應。截至2024年5月，兩大新能源汽車產業基地已匯聚了222家規模以上企業，累計產值達到1516億元。蔚來汽車的新橋智能電動汽車產業園，其首台ET5測試車自2022年9月開始交付；比亞迪的合肥整車生產基地也已建成並投入生產。合肥和蕪湖兩地之間已建立了成熟的產業配套關係，借助大眾安徽的供應商產業園，已有37家供應商表達了落戶合肥的意向。蔚來汽車也吸引了60餘家一級供應商落地安徽。合肥已累計簽約158個新能源汽車產業重點項目。智能網聯汽車的發展也在加速，70餘家產業鏈上下遊企業，包括百度阿波羅、大唐高鴻、星雲互聯等，已在省內落戶，合肥包河經開區逐漸形成了產業集聚。合肥和蕪湖市還被批準為國家智慧城市基礎設施和智能網聯汽車協同發展試點城市，應用場景豐富。得益於此。2020年末，比亞迪新能源動力電池生產基地項目落戶合肥，總投資 60億元，主要從事新能源電池電芯、模組等重要產品的製造。2021年7月，比亞迪汽車合肥生產基地落戶長豐縣下塘鎮，並在次年6月舉行整車下線儀式，從簽約到整車下線不到10個月，刷新了“合肥速度”。

從配套生態的角度來看，安徽和合肥在新能源汽車推廣和基礎設施建設方麵位居全國前列。截至2022年底，全省新能源汽車的保有量達到36.8萬輛，其中2022年新增了18.9萬輛，這一增長超過了前幾年的總和。目前，全省城市公交車中新能源車輛的比例高達75.6%，公共領域新增或更新的新能源汽車占比超過60%。充電基礎設施的建設也在加速推進，根據《安徽省電動汽車充電基礎設施“十四五”建設規劃》和《關於進一步加快居民區電動汽車充電基礎設施建設的通知》，全省已建成13.5萬個充電樁，其中公共充電樁有4.6萬個。蕪湖市建立了安徽省首個集加油、加氫、光伏發電、便利店、休閑於一體的綜合能源智慧服務站。合肥市作為國家首批換電模式應用綜合試點城市，積極推廣“車電分離”的商業模式。目前，合肥的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勢頭強勁，已經形成了涵蓋整車製造、配套產業和應用場景的完整產業鏈。

3.3.1蔚來汽車與

蔚來汽車是高端智能電動汽車行業的先鋒和領軍者，憑借用戶驅動創新的發展模式塑造我國新能源電動汽車產業新形態。自2014年11月成立以來，蔚來汽車公司一直專注於高端智能電動轎車的設計、研發、製造合作及市場銷售。公司在自動駕駛、數字科技、電力驅動係統和電池技術等尖端科技領域不斷創新，通過技術革新在電動車行業中確立了獨特的地位。蔚來汽車的快速發展已經使其成為中國新能源汽車市場的領先品牌。2022年4月，蔚來達成了生產20萬台汽車的重要成就，成為國內新興汽車製造商中首個實現此目標的企業。從2018年5月首款車型ES8的下線，到2021年4月的10萬台量產車下線，再到一年後第二個10萬台的裏程碑，蔚來不斷推動技術創新和產品品質的提升，展現了其在電動車技術領域的強大實力和中國電動車行業的創。

2018年9月12日，蔚來汽車在紐約證券交易所IPO。2020年2月，蔚來將其中國區總部落戶合肥。到2023年底，公司已經建立了2350個換電站和21091個充電樁，並整合了超過146萬個第三方充電樁，為顧客提供了超過3500萬次的換電服務。到2023年底，蔚來汽車的累計交付量已經達到了44.96萬輛。

政府與企業在研發創新方麵的合作日益緊密，共同推動了創新平台的快速發展。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與江汽集團聯合成立的智能新能源汽車實驗室已經正式運行，同時，一個開放式的汽車生態係統實驗室合作協議也已初步達成。政府鼓勵並支持“三首”產品的推廣應用，即首次投放市場的產品、首次應用的技術和首次采用的設計，以促進企業在核心技術上取得突破，推動汽車領域創新產品的誕生。2023年，省級汽車產業新增了4個“三首”產品，使得總數達到了15個，同時期新能源汽車和智能網聯汽車產業研究院以及車百智庫研究院均已正式掛牌成立。在企業研發創新方麵，奇瑞汽車連續九年位列安徽發明專利百強企業之首，其專利數量在全國同行業中處於領先地位。蔚來汽車的專利公開量增長了近1.5倍，位居全行業第一。江淮汽車研發的蜂窩電池技術有效解決了三元鋰電池的安全控製問題。中鼎和保隆公司開發的空氣懸掛係統實現了國產化替代。自2020年4月蔚來中國總部落戶合肥以來，公司已經完成了研發、銷售服務、關鍵零部件研發製造、自動駕駛等核心業務的多項新設或遷移工作，實現了12項全棧技術布局，專利數量超過8700項。截至2023年末，蔚來汽車的研發費用率達到24%。

自1964年成立以來，江淮汽車作為一家位於合肥的汽車製造商，已經發展成為一個涵蓋商用車、乘用車、動力係統以及汽車金融服務等多個業務領域的綜合汽車企業。江淮汽車提供全麵的汽車出行解決方案，構建了包括整車製造、關鍵零部件、汽車出行服務和汽車服務在內的四大核心業務板塊，致力於構建一個全麵覆蓋生態鏈、產業鏈和價值鏈的汽車服務平台。作為安徽省的骨幹企業，江淮汽車曾獲得國家高新技術企業認定，並躋身中國汽車品牌前五強，也是首個獲得中國工業大獎的汽車集團。

從業務結構來看，江淮汽車的業務主要分為兩大板塊：整車和底盤。在整車領域，江淮提供乘用車和商用車兩大係列。乘用車係列包括轎車、SUV、多功能乘用車以及電動汽車，旗下品牌有思皓、星銳和江淮iEV等。商用車係列則涵蓋了輕卡和重卡等多種類型的貨車和客車，品牌包括帥鈴、駿玲等，旨在滿足不同用戶的需求。底盤產品則包括客車底盤和專用車底盤，以適應多樣化的市場需求。

從發展曆程來看，2001年8月，江淮汽車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成功上市。2002年3月，江淮瑞風商務車正式投產，為江淮汽車進入乘用車市場奠定了基礎。2003年，江淮汽車形成了重型、中型和輕型卡車的全係列商用車產品線。2008年1月，江淮首款轎車賓悅批量投產，標誌著江淮汽車全麵進入乘用車市場。2009年，江淮推出了國內首款電動汽車iEV1。2015年，江淮汽車公布了其新能源汽車業務的發展戰略，並與大眾、蔚來等企業展開深入合作，不斷加大在新能源汽車領域的投入，堅持迭代研發，經過九代技術的演進和四代產品的更新，積累了領先的三電核心技術。2021年3月，江淮汽車與蔚來汽車簽署合資意向書，雙方擬在合肥市設立合資公司江來先進製造技術（安徽）有限公司，旨在依托工業互聯網和成熟的製造管理經驗在新能源整車製造、服務模式、管理機製等方麵做出積極的創新和探索。

蔚來汽車和江淮汽車合作創新的驅動因素有哪些？傳統汽車製造龍頭和智能電動汽車企業的合作機會在哪裏？

我們認為，江淮汽車和蔚來汽車的合作創新核心在於供應鏈資源整合 技術整合

在供應鏈管理上，由於傳統汽車製造業通常采用資本密集型的經營方式，這要求在工廠建設上投入龐大的土地、設施、機械、資金和勞動力。整個過程包括生產線的搭建、產品的批量生產、生產能力的逐步提升以及產品質量的持續改善，這不僅耗時而且成本高昂。相比之下，蔚來汽車采取了一種資產較輕的生產方式，選擇與江淮汽車合作進行代工生產。蔚來汽車的代工模式並非簡單的外包生產，而是製定了一套完整的汽車生產質量控製和檢驗標準，以保證產品的品質。同時，針對新能源汽車特有的組件和製造工藝，蔚來與江淮汽車攜手進行研發和測試，確保生產流程的順暢。這種模式極大地加快了蔚來汽車的產品上市速度。通過這種優化的代工策略，蔚來避免了資源的重複投入，提高了整個行業的創新和效率，同時加強了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蔚來汽車僅用了35個月就生產了10萬輛汽車，刷新了中國高端SUV市場的最快生產紀錄，充分展示了這種生產模式在提高產品創新和生產效率方麵的顯著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