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簡介資料(個人簡曆圖片)
詞條概要
錢穆，中國曆史學家。1930年因發表《劉向、劉歆父子年譜》成名；1950年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獲香港政府尊崇；1968年膺選中研院院士。
人物概述
錢穆（1895―1990）現代曆史學家，國學大師。江蘇無錫人，漢族，字賓四。筆名公沙、梁隱、與忘、孤雲，晚號素書老人、七房橋人，齋號素書堂、素書樓。九歲入私塾，1912年輟學後自學，任教於家鄉的中小學。1930年因發表《劉向、劉歆父子年譜》成名，被顧頡剛推薦，聘為燕京大學國文講師，後曆任北京大學、西南聯大、齊魯大學、武漢大學、華西大學、四川大學、江南大學教授。
錢穆居北平八年，授課於燕京大學、北大等名校，並在清華、北師大兼課，與學術界友人時相切磋。抗戰軍興，輾轉任教於西南聯大、武漢、華西、齊魯、四川各大學。撰寫《國史大綱》，采取綿延的觀點了解曆史之流，堅持國人必對國史具有溫情和敬意，以激發對本國曆史文化愛惜保護之熱情與摯意，闡揚民族文化史觀，被公推為中國通史最佳著作。1949年秋，出任香港亞洲文商學院院長。1950年，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使流亡學生得以弦歌不輟，因辦學有成，獲香港政府尊崇，於1955年獲香港大學名譽博士學位。1960年應邀講學於美國耶魯大學，獲贈人文學名譽博士學位。1965年正式卸任新亞書院校長，應聘馬來亞大學任教。1967年10月，錢穆應蔣介石之邀，以歸國學人的身份自港返台，築素書樓於台北市士林區外雙溪，1968年膺選中研院院士。晚年專致於講學與著述，雖目力日弱仍隨時提出新觀點，賴夫人誦讀整理出版，謙稱為《晚學盲言》。
謝世後，家人將其骨灰散入茫茫太湖，以示歸家。
中國學術界尊之為“一代宗師”。更有學者謂其為中國最後一位士大夫、國學宗師。
生平事跡
讀書種子
“東南財富地，江浙文人藪”，錢穆的故鄉在江南水鄉無錫的七房橋。父親錢承沛考中秀才後，因體弱多病，無意科名，但對兩個兒子卻寄予厚望，希望他們能讀書入仕。錢穆7歲那年，被送到私塾讀書。12歲時，41歲的父親撒手塵世。孤兒寡母，家境貧困不堪。母親寧願忍受孤苦，也不讓孩子輟學，她說：“我當遵先夫遺誌，為錢家保留幾顆讀書的種子……”於是錢穆得以繼續就讀。
無錫蕩口鎮果育學校，是辛亥革命前無錫開風氣之先的一所典型的新式學校。學校師資力量極佳，既有深厚舊學根底的宿儒，又有從海外學成歸來具有新思想的學人。當時的體操教師是21歲的錢伯圭，曾就讀於上海南洋公學，思想激進，係當時的革命黨人。他見錢穆聰敏早慧，就問他：“聽說你能讀《三國演義》？”錢穆作了肯定的回答。老師便借此教誨道：“此等書以後不要再讀。此書一開首就有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亂之類的話，此乃中國曆史走上了錯路，故有此態。如今歐洲英、法諸國，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亂。我們當向他們學習。”此番話給年僅十歲的錢穆以極大的震動，日後他在回憶此事時說：“此後讀書，伯圭師言常在心中。東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優孰劣……餘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問題內。”
1907年，他升入常州府中學堂。學校首任舍監為人和藹友善，對學生循循善誘，深受大家的喜愛。後來換了新舍監陳士辛，教學生修身課，與學生相處不好。錢穆所在的四年級在年終大考前，全年級集體提議，請求校方對明年的課程作些改動，要求減去修身課，增加希臘文課等。學生公推錢穆等五人為代表與校長商談，又以集體退學相要挾，結果均為校方拒絕。錢穆作為學生代表，性格倔強，於是拒考，填退學書，自動退學。
在這次事件的五位代表中，除錢穆外，還有兩位後來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一位是創辦《國故》月刊的常州張壽昆；另一位是江陰的劉壽彭，即“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大名鼎鼎的劉半農；還有兩位分別是校長的三弟以及比錢穆低兩個年級的瞿秋白。
錢穆因鬧事退學，回到了七房橋老家。由於錢穆國文和曆史的成績為同學之最，年齡又是最小，所以，校長屠元博雖將他除名，但對這位年幼倔強、聰敏伶俐的學生卻很欣賞，他推薦錢穆到南京鍾英中學就讀。
慧眼薦才
世事多變，錢穆在南京鍾英中學求學不久，就爆發了推翻滿清王朝的武昌起義。學校停辦，錢穆被迫輟學。他自知家貧，升學無望，雖“心中常有未能進入大學讀書之憾，但並沒有因此而意誌消沉。矢誌自學，閉門苦讀。年十八歲，即輾轉鄉村，執教謀生。”十年鄉教，十年苦讀，十年求索，為他以後的學術研究奠定了深厚紮實的基礎。這十年中，他在國學的研究方麵成果也不少。後來，他又在朋友的介紹下，開始在無錫、蘇州等地的中學教書著述，在刊物上發表了不少學術論著。
晚清以來，隨著社會曆史條件的深刻變化和大規模的西學東漸，諸子之學的研究逐漸興起。特別是“五四”前後，諸子研究蔚然成風。錢穆早年步入學術之門，也是在這一背景下，從子學入手，研究先秦諸子思想及諸子事跡考辨，最終完成了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的名作《先秦諸子係年》。這部著作對先秦諸子年代、行事及學術淵源，以及對戰國史的研究，都作出了極大的貢獻，深得學術界的好評。陳寅恪稱其“極精湛”，“自王靜安（國維）後未見此等著作”。顧頡剛則稱讚其“作得非常精煉，民國以來戰國史之第一部著作也”。當時年長錢穆一歲的顧頡剛，已是中國學術界大名鼎鼎的人物，雖與錢穆素昧平生，但讀《係年》稿後，對他的史學功底和才華大加讚賞，並說：“君似不宜長在中學中教國文，宜去大學中教曆史。”
錢穆最高的文憑僅為高中（尚未畢業），完全是靠自學成才的。1930年，因顧頡剛的鼎力相薦，才使他離開鄉間，北上燕京大學，開始任國文係講師。
燕京是一所教會大學，在北平各大學中，非常有名氣。當時校務主要由監督司徒雷登主持。一天，司徒雷登設宴招待新來教師，問大家到校印象。錢穆在會上直抒己意：“初聞燕大乃中國教會大學中最中國化者，心竊慕之。及來，乃感大不然。入校門即見‘M’樓、‘S’樓，此何義？所謂中國文化者又何在？此宜與以中國名稱始是。”事後，燕大特開校務會議，討論此一意見。最終采納了錢穆的建議，改“M”樓為“穆”樓，“S”樓為“適”樓，“貝公”樓為“辦公”樓，其他建築也一律賦以中國名稱。
錢穆在燕大教大一、大二國文。他以紮實的國學功底和妙趣橫生的演講，贏得了學生們的肯定和歡迎。但是執教一年後，錢穆終因不適應教會大學的環境而辭職南歸。
當時的錢穆與顧頡剛兩人，在學術地位上相去甚遠，其研究方法、學術觀點等也不盡一致，但是顧對錢仍是關愛備至，1931年3月18日，他又給北大文學院院長胡適去信，極力推薦錢穆代替自己，到北大任教。信中說：“……我想，他如到北大，則我即可不來，因為我所能教之功課他無不能教也，且他為學比我篤實，我們雖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對我補偏救弊。故北大如請他，則較請我為好……他所作《諸子係年》，已完稿，洋洋三十萬言，實近年一大著作，過數日當請他奉覽。”
錢穆終於到北大任教了。客觀地說，除了顧頡剛的鼎立相薦，這與文學院長胡適的首肯是分不開的。北大是當時中國最有名的大學，是錢穆心中長久向往的地方。他早年常以未能進入北大讀書為憾，此次能到北大執教，自然樂於接受。
北胡南錢
在中國近代學術史上，有兩位“但開風氣不為師”的思想家，一位是梁啟超，一位就是胡適。錢穆在蘇州時，就曾與到蘇州中學作學術演講的胡適見過一麵。當時胡適是他時時充滿敬意、景仰不已的一代學人。錢穆對諸子學的研究，有不少得益於胡氏的啟發。而胡適對錢氏也“尊重有加”。錢穆在北大史學係講中國上古史（先秦史），有人問胡適關於先秦諸子事，胡適總是說可去問錢穆，不要再問他。
北大學風自由，教師在課堂上提出自己的觀點，學生常設疑問難，競相爭論。當時學術界討論老子問題日趨熱烈，胡適主張老子在孔子前，因孔子曾問學於老子；而錢穆、顧頡剛則主張老子在孔子後。三位先生在課堂外大家互相討論學問，是朋友；在課堂中則把自己的學術主張灌輸給學生，並且當眾批評對方的觀點。比如胡適對錢穆的《劉向、劉歆父子年譜》的考據謹嚴，十分佩服，常常對學生們做義務的宣傳；但是，在課堂上，他對錢穆等人的關於老子和《老子》一書的時代論爭，卻也慷慨陳辭，奮力抨擊。錢穆在講課中，也隨時聯係批評胡適的一些論點，常說：“這一點胡先生又考證錯了。”學生們或主胡說，或讚錢說，彼此爭論不斷。有一次，讚同老子晚出之說的同學認為胡適“在老子時代問題上有成見”，胡適憤然地說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會有成見呢？”不過他的態度仍很客觀，隨後又對同學們說，“在大學裏，各位教授將各種學說介紹給大家，同學應當自己去選擇，看哪一個更合乎真理。”
錢穆在北大講授通史課，事實性強，不騁空論，有據有識，簡要精到，並能深入淺出，就近取譬。如他比較中西文化，喻秦漢文化猶如此室的四周遍懸萬盞明燈，打碎一盞，其餘猶亮；羅馬文化為一盞巨燈，熄滅了就一片黑暗。當時錢穆將通史課的教室設在北大梯形禮堂，麵積是普通教室的三倍，“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滿，盛況空前”。課堂之大，聽眾之多，和那一排高似一排的座位，襯得下麵講台上穿著長衫的錢穆似乎更矮小了。但這位小個兒導師，卻支配著全堂的神誌。一口洪亮的無錫官話，震撼了在座的每一位學生的心。他自己也說過，他上課“幾如登辯論場”。他對問題往往反複引申，廣征博引，使大家驚異於其淵博，更驚異於其記憶力之強。在北大，他與胡適都因以演講的方式上課而馳名學校，成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學生中即有“北胡南錢”之說。
分道揚鑣
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軍全麵侵華。八、九月間，日軍進占北大校舍。北方各高校紛紛南遷，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合並，在長沙組成臨時大學。錢穆將曆年講授中國通史增刪積成的五六厚冊筆記裝入衣箱底層夾縫，在十月與湯用彤、陳寅恪等人南下長沙，開始了抗戰時期流轉西南八年的學術生涯。
與在北大時期一樣，錢穆在西南聯大主講中國通史，也吸引了大批學生。他的《國史大綱》新義迭出，創見尤多，被定為全國大學用書而一紙風行。所以內遷西南的各個高校都紛紛請他講學。
抗戰勝利後，北大的複校工作開始緊張進行。國民政府任命胡適為北大校長。當時胡適遠在美國未歸，即由傅斯年代理校長之職，負責北大接收、複員和北遷事宜。當時舊北大同仁不在昆明者，均得到信函邀請返回北平，而錢穆卻沒有得到邀請。
傅斯年曾是國學大師黃侃門下的高足，也是胡適最得意的學生之一。他曾留學歐洲，被譽為史料學派的舵手，主張殷墟發掘，倡導“史學便是史料學”而名著當時。30年代，錢穆任教北大時，即與傅斯年相識。錢穆早年作為考據名家，被傅斯年視為史料考證派的同誌，二人彼此往來問學，保持著不錯的關係。但是錢穆與他在學術觀點上又是同不勝異的。在錢穆看來，考古派迷信地下出土材料而將古代典籍拋之腦後，這做法與疑古派一味疑古、否定典籍同樣有害，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在西南聯大時期，隨著錢穆自己史學理論體係的日漸成熟，對史料考據派進行了全麵批判。為此，作為學派領袖的傅斯年對錢穆的攻擊自然不會高興。北大複校，錢穆不在被邀之列，這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事實上，錢穆的見解與史料考據派的觀點並非絕對對立，兩種現象是可以互為補充的。然而，二人終於未能成為真正的“同誌”。至此，錢穆告別了北大，與傅斯年分道揚鑣了。
由於錢穆早已名重學林，所以各高校爭欲聘請。他往返於各地之間，在幾個大學講學著述；1947年，家鄉的江南大學正式成立，應榮德生先生之邀,出任江南大學首任文學院院長兼曆史係主任一職。
錢穆精神
1949年，國共兩黨經過四年內戰，勝負即將分曉的前夕，錢穆托言春假旅行，不攜書稿，隻身南下廣州；秋季，又隨廣州華僑大學一同移遷香港。錢穆作為一名將中國傳統文化奉為圭臬的儒者，對於發源蘇俄的馬列主義理論極為排斥，因此遠走他鄉。但同時，他對國家仍抱有深沉的愛，他所熱愛的，是那個具有千年文明的故國，而非此一新國。
因此，錢穆到達香港後，即創辦新亞書院（今並於香港中文大學），收留戰亂流離的學生。錢穆秉承了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經世救國的抱負，他坦言：
我創辦新亞的動機，是因為當初從大陸出來，見到許多流亡青年，到處彷徨，走投無路，又不是人人都有機會到台灣來；而我覺得自己是從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們失學。同時，也覺得自己隻有這一條適當的路可以走。雖然沒有一點把握，但始終認定這是一件應當做的事。
餘英時曾是新亞書院早期的學生，他目睹了錢師當年創辦新亞的艱辛與不易，更是對老師充滿了敬重。在餘英時的記憶中，永遠留下了這樣一幕：
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熱，他（錢穆）又犯了嚴重的胃潰瘍，一個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間空教室的地上養病。我去看他，心裏真感到為他難受。我問他，有什麽事要我幫你做嗎？他說：我想讀王陽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務印書館給他買了一部來。我回來的時候，他仍然是一個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亞書院全是空的。
錢穆這種精神的傳播已不僅僅限於香港，更是遠播至美國、歐洲等地，先後在美國耶魯大學、哈佛大學講課和講演。在耶魯大學講課結束時被授予該校名譽博士學位。後又去哥倫比亞大學為“丁龍講座”作演講。在美國停留七個月後，他應邀去英國訪問，參觀了牛津、劍橋大學。從英國到法國、意大利，最後回到香港。因而，錢穆精神由錢穆的門下弟子更為發揚光大。
魂歸故裏
1963年10月港英政府集合崇基、聯合、新亞三書院成立香港中文大學。錢穆早就打算從行政職務中擺脫出來。新亞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已有一定規模，且加入中文大學。錢穆乃向董事會提出辭呈，未獲通過，次年再度請辭，董事會建議休假一年後再卸任。16年來，在繁忙的行政事務之餘，他還出版了《中國思想史》、《宋明理學概述》、《莊老通辨》、《兩漢經學今古文評議》、《孔子與春秋》、《論語新解》等著作。至此再潛沉書齋，埋首研讀。
1964年休假後移居鄉村小樓，開始計劃寫《朱子新學案》。1965年夏，錢穆曾赴馬來亞大學講學，餘暇專攻朱子。次年2月返回香港。1967年10月定居台北，先住金山街，翌年7月遷至雙溪蔣中正所贈庭園小樓。因錢先生幼居五世同堂大宅之素書堂側，故以“素書樓”名新居，新居的庭院裏，還特意種植了家鄉的植物：蘇州紫竹。在此期間，錢先生以最高票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錢先生用七年時間完成巨著《朱子新學案》。此書得到哈佛資金協助。此書是他晚年的代表作。作者不僅深入論述了朱熹學術思想，而且花大功夫係統梳理了朱子思想資料，夾敘夾議，精微邃密。作者把朱熹放在整個中國思想史上考察，突出了朱熹在中國思想史後半期的重要曆史地位，同時連帶地解決了朱子卒後七百多年來學術思想史上爭論不休、疑而未決的一些重要問題。如在哲學上的理氣論與心性論是一大問題，錢穆用理氣一體渾成的道理解決了學者對理氣二元或一元的爭論，也用心性一體兩分的道理，打破了思想史界關於程朱與陸王的門戶之見。在學術上，他再現了朱熹作為百科全書式人物的形象。在治學方法上，義理與考據孰輕孰重也是學者們爭論的焦點之一，他用“考據正所以發明義理，而義理亦必證之考據”的方法克服治學方法上的偏頗。《學案》是他研究理學的重要著作。國際漢學批評家楊聯升讀《學案》後，讚歎不止，說錢穆治中國學術思想史，“博大精深，並世無能出其右者”。
錢先生完成《學案》以後，應張其昀之約，任中國文化學院（現中國文化大學）曆史係教授，每周兩小時，學生到他家聽課。又應蔣複璁之約，任國立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院在素書樓對麵。院為錢辟一研究室，錢在此讀《四庫全書》中宋、元、明理學諸集，並撰寫專論。此期間撰著出版了《中國史學名著》、《雙溪獨語》、《孔子傳》、《理學六家詩抄》等。此期間錢氏將六十年來主要學術論文匯總，保持原貌，略作改訂，編成《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共八冊。此外，他關於學術思想方麵的論著匯集還有《莊老通辨》、《兩漢經學今古文評議》、《中國學術通義》等。其它關於中國文化的論文或講演集有：《中華文化十二講》、《中國文化精神》、《民族與文化》、《中國文化叢談》、《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曆史與文化論叢》等。關於文學方麵有《中國文學講演集》等。
錢穆居雙溪時，曾先後兩次去日本、韓國訪問，又數度去香港作講演。他80歲時，在夫人陪同下南遊，寫成《八十憶雙親》，緬懷父母養育、教誨之恩及兄長扶掖、幫帶之情，透露出對大陸親人的眷懷與思念。後又寫《師友雜憶》一書，對他的師友交往、著作旨趣、生活道路作了全麵、平實的回顧。1977年，錢穆83歲，冬天胃痛甚劇，次春患黃斑變性症，雙目失明。時新亞書院創設錢穆講座，金耀基院長懇請他作首次主講人。錢先生的講演題為《從中國曆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1980年夏，錢穆在夫人陪同下到香港與闊別三十二年之久、生活在大陸的三子(拙、行、遜)一女(輝)相見。次年再到香港與長女(易)長侄(偉長)相見。1984年，錢穆90歲，在港門人舉行壽慶活動，先生得以與二子、二女及孫(鬆)孫女(婉約)團聚了一個月，享受天倫之樂。1986年，92歲生辰，在素書樓講最後一課，告別杏壇，最後對學生贈言：“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
先生晚年目盲，展紙落筆，亦僅偶有疊字。賴夫人查閱舊籍，引述成語。稿成後，請夫人誦讀，口授訂正。他的最後一部著作《晚學盲言》就是這樣誕生的。夫人對先生悉心照料，體貼入微。伉儷情濃，老而彌篤。先生晚年的最後一篇文章，是臨終前三月口授，由夫人記錄整理而成的，表達了他對中國文化的最終信念。他對儒家“天人合一”這一最高命題“專一玩味”並因自己最終“徹悟”而感到“快慰”。這是他的晚年定論和臨終遺言。他生前多次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國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與自然合一則是中國文化的終極理想。”
然而，1990年6月1日，錢穆先生不滿當時身為立法委員的陳水扁與台北市議員周伯倫指控他霸占政府建築物，以九十六歲高齡之身毅然搬離素書樓，卻因此心情不暢，在生命最後的3個月，素書樓庭園內的樹木始終縈繞在他的腦際，清晨，他總是望著窗外問夫人：“樹呢？大樹怎麽不見了？”，令人感歎。當時中央日報刊文指錢穆搬出“素書樓”，是“國家和社會不尊重知識分子”（裴普賢語）。陳水扁執政後，曾向錢夫人道歉，並將素書樓改錢穆先生紀念館。錢夫人曾慨歎道：“寧為死人辦紀念館，也不給活人住！”
錢穆，這位為弘揚中國文化奮鬥終身的一代國學大師，於1990年8月30日晨在台北寓所平靜地走完了生命的最後一刻，享年96歲。他沒有去西方基督教所幻想的天國，也沒有到佛教所希望的涅盤彼岸，而是魂歸於祖國母親溫暖的沃土中。1991年1月，錢夫人捧先生靈灰歸葬於太湖西山之俞家渡石皮山。錢夫人及二三門人搜集、整理的一千七百萬言之《錢賓四先生全集》三編(甲編：思想學術，乙編：文史學術，丙編：文化論述)五十四巨冊，1994年-1997年由台北聯經出版公司出版。
趣聞逸事
原本胡適相當賞識錢穆，稱錢的《劉向、歆父子年譜》乃“一大著作，見解與體例都好”，並對學生說：有關先秦諸子事，可向賓四先生請教，不必再問他。外界以為錢“喜治乾嘉學”，張君勱甚而勸錢穆“何必從胡適之作考據之學”。錢穆初到北平，胡適的弟子傅斯年對他優禮有加，邀至史語所，奉為上賓。胡適也將私藏“孤本”《求仁錄》借給錢研覽。
錢穆在治學方麵與胡適頗多抵觸。胡適繼承傳統的說法，認為老子略早於孔子；錢穆則創立新說，認為老子略早於韓非，後於孔子。一次，兩人不期而遇。錢穆說：“胡先生，《老子》成書的年代晚，證據確鑿，你不要再堅持你的錯誤了！”胡適說：“錢先生，你舉出的證據還不能說服我；如果你能夠說服我，我連自己的親老子也可以不要！”
錢穆與胡適二人在老子生年、《說儒》等學術問題上觀點迥異，時有爭辯。具體學術分歧尚屬表麵，深層原因是錢對胡的“新文化”主張不以為然，他後來甚至認為，中國思想界“實病在一輩高級知識分子身上”，如“新文化運動，凡中國固有（文化）必遭排斥”，貽害深遠。當年北大講壇上最叫座者乃胡適和錢穆二人，錢穆稱“大凡餘在當時北大上課，幾如登辯論場”。
錢穆的《師友雜憶》中曾看到一則記錄，是說錢穆經錢鍾書的父親錢基博介紹到師範去教書，跟錢基博是同事，那時錢穆還很年輕，年齡大概在錢基博與錢鍾書之間，大概錢穆小錢基博10多歲，而錢穆比起鍾書來，可能也要長個10多歲。而錢穆與錢氏父子非出於同宗，所以就按年齡來稱呼了。於是錢穆稱錢基博為叔父，而錢基博則命兒子鍾書也稱錢穆為叔父。
錢偉長是錢穆長兄錢摯之長子，錢穆的親侄，錢偉長的名字即出於錢穆之口，1984年，錢穆赴港與錢偉長曾有一敘。1927年，商務印書館要出版錢穆的專著《國學概論》，錢穆請錢基博為之寫序，錢基博把此事交給了兒子錢鍾書，錢鍾書即刻一氣嗬成，錢基博讀後竟一字未易。這樣，《國學概論》冠名錢基博的序言竟出於一個十七、八歲的青年錢鍾書之手，不禁使人叫絕!
在胡適有生之年，錢穆未能當成中央研究院院士。日後李敖認為這是不公道的，他說：“錢穆的理學怪說固不足論，但他在古典方麵的樸學成就，卻更該先入選成院士。”
錢穆一生以教育為業，五代弟子，冠蓋雲集，餘英時、嚴耕望等人皆出門下。
1990年6月1日，錢穆先生不滿當時身為立法委員的陳水扁與台北市議員周伯倫指控他霸占政府建築物，以九十六歲高齡之身毅然搬離素書樓，同年8月30日逝於杭州南路寓所。
成長曆程
1895（清光緒廿一年） 7月30日生於江蘇省無錫縣
1900 七歲 入私塾讀書
1903 十歲 進果育小學就讀
1905 十二歲 父逝
1906 十三歲 入常州中學堂
1910 十七歲 轉入南京私立鍾英中學，適逢武昌起義，學校停辦，遂輟學
1911 十八歲 任教無錫三兼小學，為教學生涯之始
1918 廿四歲 任教鴻模學校，即原果育小學，出版《論語文解》
1919 廿五歲 任後宅泰伯市初小校長
1922 廿八歲 赴廈門任教集美學校為任職中學教師之始
1923 廿九歲 任教江蘇省無錫第三師範學校
1927 卅三歲 轉任教蘇州中學
1928 卅四歲 妻歿、兒殤、兄亡連遭三喪
1930 卅六歲 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後任教北京燕京大學為任教大學之始
1931 卅七歲 任教北京大學曆史係，並兼課清華、燕京、北師大
1935 四一歲 出版《先秦諸子係年》
1937 四三歲 隨政局南遷，任西南聯合大學教授
1939 四五歲 《國史大綱》脫稿，回蘇州侍母一載
1941 四七歲 往成都任教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及武漢大學
1943 四九歲 先後任教於華西大學、四川大學
1944 五十歲 撰文《中國曆史上青年從軍先例》號召知識分子投筆從戎
1946 五二歲 赴昆明任教五華學院、兼任雲南大學
1948 五四歲 任無錫江南大學文學院院長課餘撰《湖上閑思錄》
1949 五五歲 赴港任亞洲文商學院院長
1950 五六歲 成立新亞書院、應邀赴台講演
1951 五七歲 為籌辦新亞書院台灣分校滯台數月，未果。
1952 五八歲 4月，在淡江文理學院驚聲堂講演，屋頂泥塊墜落擊中頭部暈厥送醫
1955 六一歲 新亞研究所成立，訪日，教育部頒贈學術獎章 香港大學授予名譽博士學位
1956 六二歲 新亞書院農圃道校舍暑期落成，為自有校舍之始與胡美琦女士九龍締婚
1957 六三歲 新亞書院增設藝術專修科
1960 六六歲 赴耶魯大學講學，課餘撰《論語新解》 耶大頒贈名譽博士學位後赴歐訪問
1961 六七歲 新亞書院理學院成立
1963 六九歲 香港中文大學成立，曾辭新亞書院院長職
1965 七一歲 正式卸任新亞書院院長，離港赴吉隆坡馬來亞大學講學
1967 七三歲 十月遷居台北
1968 七四歲 遷入素書樓，膺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1969 七五歲 任中國文化學院曆史研究所教授、台北故宮博物院聘為研究員
1974 八十歲 撰《八十憶雙親》
1976 八二歲 是年冬，胃病劇作，幾不治
1978 八四歲 該年常病，目不能視，抱病赴港任新亞書院"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主講人。
1979 八五歲 赴港出席新亞三十年紀念會
1980 八六歲 與三子、幼女會於香港，卅二載未見，得七日相聚
1981 八七歲 與長女、長侄晤聚香港，五子女兩年內分別見麵
1984 九十歲 獲頒行政院文化獎章
1986 九二歲 為文化大學曆史研究所學生上最後一課
1988 九四歲 在家中授課至是年方休
1989 九五歲 赴港參加新亞四十年紀念會
1990 九六歲 6月1日遷出素書樓 8月30日逝於杭州南路寓所
1992 歿後二年 歸葬蘇州太湖之濱
2012 歿後廿二年⠥䫤Œ⨃᧾Ž琦女士於3月26日淩晨零時22分在睡夢中去世，享年83歲，⠀
作品一覽
個人著作
胡美琦及二三門人搜集、整理的一千七百萬言之《錢賓四先生全集》三編（甲編：學術思想，乙編：史學，丙編：文化人生及其他雜著）五十四冊，1998年由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全部出版。
《清儒學案》全稿成後，被國立編譯館遺失，幸留有序目。
出版日期 | 書名 | 作者 | 出版社 |
| 1918年11月 | 論語文解 | 錢穆 | 上海商務印書館 |
| 1919年8月 | 朱懷天先生紀念集 | 錢穆 | 上海自刊本 |
| 1925年3月 | 論語要略（國學小叢書） | 錢穆 | 上海商務印書館 |
| 1926年 | 孟子要略 | 錢穆 | 上海大華書局 |
| 1930年3月 | 墨子 | 錢穆 | 上海商務印書館 |
| 1930年3月 | 王守仁 | 錢穆 | 上海商務印書館 |
| 1930年 | 劉向,歆父子年譜 | 錢穆 | 《燕京學報》,第七期 |
| 1931年5月 | 國學概論 | 錢穆 | 上海商務印書館 |
| 1931年8月 | 惠施,公孫龍 | 錢穆 | 上海商務印書館 |
| 1931年 | 周公 | 錢穆 | 上海商務印書館 |
| 1932年 | 老子辨 | 錢穆 | 上海大華書局 |
| 1935年12月 | 先秦,諸子,係年（上下冊） | 錢穆 | 上海商務印書館 |
| 1937年5月 |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 錢穆 | 上海商務印書館 |
| 1940年6月 | 國史,大綱（上下冊） | 錢穆 | 上海商務印書館 |
| 1942年6月 | 文化與教育 | 錢穆 | 重慶國民出版社 |
| 1943年（待查） | 中,國文,化史導論 | 錢穆 | 重慶正中書局 |
| 1945年11月 | 政學私言 | 錢穆 | 重慶商務印書館 |
| 1948年 | 孟子研究 | 錢穆 | 上海開明書店 |
| 1949年5月 | 中國人之宗教社會及人生觀 | 錢穆 | 台北自由中國出版社 |
| 1950年10月 | 中國社會演變 | 錢穆 | 台北中國問題研究所 |
| 1951年 | 中國知識分子 | 錢穆 | 香港中國問題研究所 |
| 1951年11月 | 中國曆史精神 | 錢穆 | 台北國民出版社 |
| 1951年12月 | 莊子纂箋 | 錢穆 | 香港東南出版社 |
| 1952年1月 | 文化學大義 | 錢穆 | 台北正中書局 |
| 1952年11月 | 中國曆代政治得失 | 錢穆 | 香港自刊本 |
| 1952年11月 | 中國思想史 | 錢穆 | 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 |
| 1953年5月 | 國史新論 | 錢穆 | 香港自刊本 |
| 1953年6月 | 宋明理學概述 | 錢穆 | 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 |
| 1953年6月 | 四書,釋義 | 錢穆 | 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 |
| 1955年3月 | 陽明,學述要 | 錢穆 | 台北正中書局 |
| 1955年3月 | 中國思想通俗講話 | 錢穆 | 香港自刊本 |
| 1955年5月 | 人生十論 | 錢穆 | 香港人生出版社 |
| 1957年4月 | 秦漢史 | 錢穆 | 香港自刊本 |
| 1957年6月 | 王陽明,先生傳習錄及大學問節本 | 錢穆 | 香港人生出版社 |
| 1957年10月 | 莊老通辨 | 錢穆 | 香港新亞研究所 |
| 1958年6月 | 學龠 | 錢穆 | 香港自刊本 |
| 1958年8月 | 兩漢,經學,今古文評議 | 錢穆 | 香港新亞研究所 |
| 1960年5月 | 湖上閑思錄 | 錢穆 | 香港人生出版社 |
| 1960年6月 | 民族與文化 | 錢穆 | 台北聯合出版中心 |
| 1961年12月 | 中國曆史研究法 | 錢穆 | 香港,孟氏,教育基金會 |
| 1962年10月 | 史記地名考 | 錢穆 | 香港太平書局 |
| 1963年 | 孔子論語新編 | 錢穆 | 台北商務印書館 |
| 1963年3月 | 中國文學講演集 | 錢穆 | 香港人生出版社 |
| 1963年12月 | 論語新解（上下冊） | 錢穆 | 香港新亞研究所 |
| 1968年7月 | 中華文化十二講 | 錢穆 | 台北三民書局 |
| 1968年 | 中國文化傳統的潛力 | 錢穆 | 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出版社 |
| 1969年11月 | 中國文化,叢談,（一）（二） | 錢穆 | 台北三民書局 |
| 1970年5月 | 史學導言 | 錢穆 | 台北中央日報社 |
| 1971年7月 | 中國文化精神 | 錢穆 | 台北三民書局 |
| 1971年9月 | 朱子,新學案（一至五冊） | 錢穆 | 台北三民書局 |
| 1971年11月 | 朱子學提綱 | 錢穆 | 台北自刊本 |
| 1973年5月 | 中國史學名著 | 錢穆 | 台北三民書局 |
| 1974年1月 | 理學六家詩鈔 | 錢穆 | 台北台灣中華書局 |
| 1974年8月 | 孔子傳 | 錢穆 | 台北孔孟學會 |
| 1974年9月 | 孔子與論語 | 錢穆 | 台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
| 1975年10月 | 孔子略傳<,論語>,新編 | 錢穆 | 台北廣學社印書館 |
| 1975年 | 八十憶,雙親 | 錢穆 | 香港新亞書院校友會 |
| 1975年9月 | 中國學術通義 | 錢穆 | 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
| 1976年2月 | 靈魂與心 | 錢穆 | 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
| 1976年6月至1980年3月 |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一至八冊） | 錢穆 | 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
| 1977年5月 | 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 | 錢穆 | 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
| 1979年 | 從中國曆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 | 錢穆 | 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
| 1979年8月 | 曆史與文化論叢 | 錢穆 | 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
| 1979年10月 | 人生三步驟 | 錢穆 | 香港大學 |
| 1981年1月 | 雙溪,獨語 | 錢穆 | 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
| 1981年12月 | 中國,通史,參考資料 | 錢穆 | 台北東升出版公司 |
| 1982年7月 | 古史,地理論叢 | 錢穆 | 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
| 1982年7月 | 中國文學論叢 | 錢穆 | 台北東人圖書公司 |
| 1983年1月 | 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 | 錢穆 | 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
| 1983年10月 | 宋明理學三書隨劄 | 錢穆 | 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
| 1984年12月 | 現代中國學術論衡 | 錢穆 | 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
| 1987年8月 | 晚學盲言（上下冊） | 錢穆 | 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
| 1989年3月 | 中國史學發微 | 錢穆 | 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
| 1989年9月 | 新亞遺鐸 | 錢穆 | 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
| 1998年5月 | 錢賓四先生全集 | 錢穆 | 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
| 2014年1月 | 中國經濟史 | 葉龍,錢穆 |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
錢學論著
1．何佑森《錢賓四先生的學術》，載項維新、劉福增主編《中國哲學思想論集》第八冊，台北牧童出版社1978年出版。
2．朱傳譽主編《錢穆傳記資料》，台灣天一出版社1981年出版。
3．霍韜晦主編《法言》“錢穆悼念專輯”，1990年l0月號，香港法言出版社。
4．馬先醒主編《民間史學》“錢賓四先生逝世百日紀念”，1990年冬，台北民間史學雜誌社。
5．餘英時《猶記風吹水上粼――錢穆與中國現代學術》，台北三民書局1991年出版。
6．嚴耕望《錢賓四先生與我》，台北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
7．江蘇省無錫縣政協編《錢穆紀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8．餘英時《錢穆與中國文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出版。
9．李木妙《國史大師錢穆教授生平及其著述》，新亞學報第十七卷，香港1994年8月出版。
10．郭齊勇 汪學群《錢穆評傳》，江西百花洲史文藝出版社1995年出版。
11．鄧爾麟《錢穆與七房橋世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5年出版。
12.郭齊勇、汪學群《二十世紀學術經典·錢穆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
13.陳勇 《錢穆傳》， 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論著選摘
《國史大綱》引論
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曆史，應該略有所知。（否則最多隻算一有知識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識的國民。）
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曆史之溫情與敬意。（否則隻算知道了一些外國史，不得雲對本國史有知識。）
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曆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曆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即視本國已往曆史為無一點有價值，亦無一處足以使彼滿意。）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曆史最高之頂點，（此乃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觀。）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古人。（此乃一種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譴。）
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具備上列諸條件者比較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否則其所改進，等於一個被征服國或次殖民地之改進，對其自身國家不發生關係。換言之，此種改進，無異是一種變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縮與消滅，並非其文化自身之轉變與發黃。）
中國為世界上曆史最完備之國家，舉其特點有三。一者“悠久”。從黃帝傳說以來約得四千六百餘年。從古竹書紀年以來，約得三千七百餘年。（夏四七二，殷四九六，周武王至幽王二五七，自此以下至民國紀元二六八一。）二者 “無間斷”。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從此始，下至民國紀元二七五二。）自魯隱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詳。（春秋編年從此始，下至民國紀元二六三三。魯哀公卒，左傳終，中間六十五年史文稍殘缺。 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資治通鑒托始，至民國紀元凡二三一四年。）三者“詳密”。 此指史書體裁言。要別有三：一曰編年，（此本春秋。）二曰紀傳，（此稱正史，本史記。）三曰紀事本末。（此本尚書。）其他不勝備舉。（可看四庫書目史部之分類。）又中國史所包地域最廣大，所含民族分子最複雜，因此益形成其繁富。若一民族文化之評價，與其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則我華夏文化，與並世固當首屈一指。
然中國最近，乃為其國民最缺乏國史知識之國家。何言之？“曆史知識”與“曆史資料”不同。我民族國家已往全部之活動，是為曆史。其經記載流傳以迄於今者，隻可謂是曆史的材料，而非吾儕今日所需曆史的知識。材料累積而愈多，知識則與時以俱新。曆史知識，隨時變遷，應與當身現代種種問題，有親切之聯絡。曆史知識，貴能鑒古而知今。至於曆史材料，則為前人所記錄，前人不知後事，故其所記，未必一一有當於後人之所欲知。然後人欲求曆史知識，必從前人所傳史料中覓取。若蔑棄前人史料而空談史識，則所謂“史”者非史，而所謂“ 識”者無識，生乎今而臆古，無當於“鑒於古而知今”之任也。
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當知舊。不識病象，何施刀藥？僅為一種憑空抽象之理想，蠻幹強為，求其實現，鹵莽滅裂，於現狀有破壞無改進。凡對於已往曆史抱一種革命的蔑視者，此皆一切真正進步之勁敵也。惟藉過去乃可認識現在，亦惟對現在有真實之認識，乃能對現在有真實之改進。故所貴於曆史知識者，
所謂“革新派”之史學，亦隨時變遷。約言之，亦可分為三期。其先當前清末葉。繼“政治革命”而起者，有“文化革命”。
前一時代所積存之曆史資料，既無當於後一時期所需要之曆史知識，故曆史遂不斷隨時代之遷移而變動改寫。就前有諸史言之，尚書為最初之史書，然書缺有間，此見其時中國文化尚未到達需要編年史之程度。其次有春秋，為最初之編年史。又其次有左傳，以綱羅詳備言，為編年史之進步。然其時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此種通史，無疑的將以記誦、考訂派之工夫，而達宣傳革新派之目的。彼必將從積存的曆史材料中出頭，將於極艱苦之準備下，呈露其極平易之麵相。將以 專家畢生之精力所萃，而為國人月日瀏覽之所能通貫。則編造國史新本之工作， 其為難於勝任而愉快，亦可由此想見矣。
“一部二十四史，從何說起？”今將為國史寫一簡單扼要而有係統之新 本，首必感有此苦。其將效記誦、考訂派之所為乎？則必泛濫而無歸。其將效宣 傳革新派之所為乎？又必空洞而無物。凡近代革新派所注意者有三事：首則曰政 治製度，次者曰學術思想，又次曰社會經濟。此三者，“社會經濟”為其最下層 之基礎，“政治製度”為其最上層之結頂，而“學術思想”則為其中層之幹柱。 大體言之，曆史事態，要不出此三者之外。今將輕重先後，分主客取舍於其間乎？ 抑兼羅並包，平等而同視之乎？曰，姑舍此。
凡治史有兩端：一曰求其“異”，二曰求其“同”。
今於國史，若細心留其動態，則有一至可注意之事象，即我民族文化常 於“和平”中得進展是也。歐洲史每常於“戰爭”中著精神。如火如荼，可歌可 泣。劃界限的時期，常在驚心動魄之震蕩中產生。若以此意態來看中國史，則中 國常如昏騰騰地沒有長進。中國史上，亦有大規模從社會下層掀起的戰爭，不幸 此等常為紛亂犧牲，而非有意義的劃界限之進步。秦末劉、項之亂，可謂例外。 明祖崛起，掃除胡塵，光複故土，亦可謂一個上進的轉變。其他如漢末黃巾，乃 至黃巢、張獻忠、李自成，全是混亂破壞，隻見倒退，無上進。近人治史，頗推 洪、楊為中華民族革命之先鋒，然此固矣。然洪、楊數十餘年擾亂，除與國家社 會以莫大之創傷外，成就何在？此中國史上大規模從社會下層掀起的戰爭，常不 為民族文化進展之一好例也。然中國史之進展，乃常在和平形態下，以舒齊步驟 得之。若空洞設譬，中國史如一首詩，西洋史如一本劇。一本劇之各幕，均有其 截然不同之變換。詩則隻在和諧節奏中轉移到新階段，令人不可劃分。所以詩代 表中國文化之最美部分，而劇曲之在中國，不占地位。西洋則以作劇為文學家之 聖境。即以人物作證，蘇格拉底死於一杯毒藥，耶穌死於十字架，孔子則夢奠於 兩楹之間，晨起扶杖逍遙，詠歌自勉。三位民族聖人之死去，其景象不同如此， 正足反映民族精神之全部。再以前舉音樂家與網球家之例喻之，西洋史正如幾幕 精彩的硬地網球賽，中國史則直是一片琴韻悠揚也。
姑試略言中國史之進展。就政治上言之，秦、漢大統一政府之創建，已為國史辟一奇績。近人好以羅馬帝國與漢代相擬，然二者立國基本已不同。羅馬乃以一中心而伸展其勢力於四圍。歐、亞、非三洲之疆土，特為一中心強力所征服而被統治。僅此中心，尚複有貴族、平民之別。一旦此中心上層貴族漸趨腐化，蠻族侵入，如以利刃刺其心窩，而帝國全部，即告瓦解。此羅馬立國形態也。秦、漢統一政府，並不以一中心地點之勢力，征服四周，實乃由四圍之優秀力量，共 同參加，以造成一中央。且此四圍，亦更無階級之分。所謂優秀力量者，乃常從 社會整體中，自由透露，活潑轉換。因此其建國工作，在中央之締構，而非四周 之征服。羅馬如一室中懸巨燈，光耀四壁；秦、漢則室之四周，遍懸諸燈，交射 互映；故羅馬碎其巨燈，全室即暗，秦、漢則燈不俱壞光不全絕。因此羅馬民族震鑠於一時，而中國文化則輝映於千古。我中國此種立國規模，乃經我先民數百年慘淡經營，艱難締構，僅而得之。以近世科學發達，交通便利，美人立國，乃與我差似。如英、法諸邦，則領土雖廣，惟以武力貫徹，猶惴惴懼不終日。此皆羅馬之遺式，非中國之成規也。
談者好以專製政體為中國政治詬病，不知中國自秦以來，立國規模，廣土眾民，乃非一姓一家之力所能專製。故秦始皇始一海內，而李斯、蒙恬之屬，皆以遊士擅政，秦之子弟宗戚，一無預焉。漢初若稍稍欲返古貴族分割宰製之遺意，然卒無奈潮流之趨勢何！故公孫弘以布衣為相封侯，遂破以軍功封侯拜相之成例，而變相之貴族擅權製，終以告歇。博士弟子，補郎、補吏，為入仕正軌，而世襲任蔭之恩亦替。自此以往，入仕得官，遂有一公開客觀之標準。“王室”與政府逐步分離，“民眾”與“政府”則逐步接近。政權逐步解放，而國家疆域亦逐步擴大，社會文化亦逐步普及。綜觀國史，政體演進，約得三級：由封建而躋統一， 一也。（此在秦、漢完成之。）由宗室、外戚、軍人所組成之政府，漸變而為士 人政府，二也。（此自西漢中葉以下，迄於東漢完成之。）由士族門第再變而為 科舉競選，三也。（此在隋、唐兩代完成之。）惟其如此，“考試”與“銓選”， 遂為維持中國曆代政府綱紀之兩大骨幹。全國政事付之官吏，而官吏之選拔與任用，則一惟禮部之考試與吏部之銓選是問。此二者，皆有客觀之法規，為公開的準繩，有皇帝（王室代表。）所不能搖，宰相（政府首領。）所不能動者。若於此等政治後麵推尋其意義，此即禮運所謂“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之旨。就全國 民眾施以一種合理的教育，複於此種教育下選拔人才，以服務於國家；再就其服 務成績，而定官職之崇卑與大小。此此正戰國晚周諸子所極論深豈，而秦、漢以 下政製，即向此演進。特以國史進程，每於和平中得伸展，昧者不察，遂妄疑中 國曆來政製，惟有專製黑暗，不悟政製後麵，別自有一種理性精神為之指導也。
談者又疑中國政製無民權，無憲法。然民權亦各自有其所以表達之方式與機構，能遵循此種方式而保全其機構，此即立國之大憲大法，不必泥以求也。中國自秦以來，既為一廣土眾民之大邦，如歐西近代所運行民選代議士製度，乃為吾先民所弗能操縱。然誠使國家能曆年舉行考試，平均選拔各地優秀平民，使得有參政之機會；又立一客觀的服務成績規程，以為官位進退之準則，則下情上達，本非無路。晚清革命派，以民權憲法為推翻滿清政府之一種宣傳，固有效矣。若遂認此為中國曆史真相，謂自秦以來，中國惟有專製黑暗，若謂“民無權，國無法”者已二千年之久，則顯為不情不實之談。民國以來，所謂民選代議之新製度，終以不切國情，一時未能切實推行。而曆古相傳“考試”與“銓選”之製度，為維持政府紀綱之兩大骨幹者，乃亦隨專製黑暗之惡名而俱滅。於是一切官場之腐敗混亂，胥乘而起，至今為厲。此不明國史真相，妄肆破壞，輕言改革所應食之惡果也。
中國政製所由表達之方式與機構，既與近代歐人所演出者不同。故欲爭取民權，而保育長養之，亦複自有道。何者？彼我立國規模既別，演進淵源又不同。甲族甲國之所宜，推之乙族乙國而見窒礙者，其例實夥。凡於中國而輕言民眾革命，往往發動既難，收拾亦不易，所得不如其所期，而破壞遠過於建設。所以國史常於和平中得進展，而於變亂中見倒退者，此由中國立國規模所限，亦正我先民所貽政製，以求適合於我國情，而為今日吾人所應深切認識之一事。若複不明國史真相，妄肆破壞，輕言改革，則又必有其應食之惡果在矣。
社會評價
顧頡剛： 錢賓四先生，在北大任曆史講席已越10年，學識淹博，議論宏通，極得學生歡迎。其著作亦均縝密謹嚴，蜚聲學圃，實為今日國史界之第一人，剛敬之重之。
林語堂： 錢先生學問精純，思想疏通知遠，文理密察，以細針密縷的功夫，作為平正篤實的文章。
唐君毅： 錢先生自幼以中國讀書人之本色，獨立苦學，外絕聲華，內無假借，30年來，學問局麵一步開展一步，而一直與中國甲午戰敗以來之時代憂患共終始。
牟宗三： 錢先生在北大，課講得很精彩，學生們都很歡迎他。講秦漢史以錢賓四先生為最好，研究秦漢史莫不以錢先生為宗師。
楊聯升： 錢先生的中國學術思想史研究博大精深，並世無人能出其右。
嚴耕望： 近六十年來，中國史壇甚為興盛，名家大師輩出。論根底深厚，著作宏富，不隻先生一人；但先生才氣磅礴，識力深透，文筆勁悍，幾無可倫比。
餘英時： 錢先生是開放型的現代學人，承認史學的多元性；但同時又擇善固執，堅持自己的路向。他畢生以抉發中國曆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現代意義為治學的宗主，生平著述之富及所涉方麵之廣，近世罕見其匹。
許倬雲： 中國近百年來，國運與文化，都一蹶不振。然而，幾千年的文化精神，終究孕育了幾位為中國文化作後衛戰的學術巨人，賓四先生是最後走的一位。
孫國棟： 錢先生從18歲起已開始致力於學術，以後研究、講學、教育、著述兀兀80年未嚐中斷，這番毅力精神曠古所無。而學問成就規模之宏大，實朱子以後一人。
葉海煙： 當代中國史學大家錢穆一生以學術為誌業，為曆史研究與曆史教育勞心盡瘁超過一甲子，其曆時之久與影響之深，當代幾無人能出其右。
黃仁宇： 錢穆先生可能是將中國寫曆史的傳統承前接後帶到現代的首屈一指的大師。
劉夢溪： 文化史學的集大成者是錢賓四先生。治國史而以學術流變為基底，直承儒統，獨立開辟，不倚傍前賢時俊，是錢學的特點。……“國學大師”之名，章太炎之後，唯錢穆當之無愧。
方克立： 錢穆可以說是在史學領域高舉現代新儒學旗幟，反對盡廢故常的曆史虛無主義，維護中國曆史文化精神的第一人。
霍韜晦： 在迷惘的時代，能夠終生不渝地捍衛中國文化，並顯示讀書人的風骨，錢穆先生堪稱楷模。
張自銘： 先生治學，戛戛獨造，一無依傍，遂成極詣，而融貫中外，直湊單微，又迥非抱殘守缺者可比。辛亥以還，時局屢有起伏，先生未嚐一日廢學輟教，以嘩世取寵，畢秋帆所謂“學問觀其會通，性行歸於平正”，唯先生足以當之。
史華慈： 錢穆是中國極其優秀的學者，是我們時代最傑出的學者之一。他的學術興趣主要在中國思想史研究領域。
狄白瑞： 錢穆先生是研究中國思想一位罕見而成就卓越的史學家，他研究中國曆史與思想的方法為觀察這個蜩螗的時代提供了廣泛的視野。錢先生是極少數能與當代流行的思潮相抗衡的傑出學人，過去許多年來，錢先生透過他的著作一直是我的老師，雖然其他學者也在這種方式下教導我，但錢先生在引導我研究中國思想上則是為時最早而且影響最深的一位。
馬悅然： 錢穆在本世紀（20世紀）中國史學家之中是最具有中國情懷的一位。他對中國的光輝的過去懷有極大的敬意，同時也對中國的光輝的未來抱有極大的信心。在錢穆看來，隻有做到以下兩件事才能保證中國的未來，即中國人不但具有民族認同的胸襟，並且具有為之奮鬥的意願。
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引陳寅恪評錢穆《先秦諸子係年考辨》，1934年5月16日，出席清華曆史係研究
生姚薇元口試會。散後，偕陳寅恪至其家。寅恪言錢賓四（穆）《諸子係年》極精湛，時代全據《紀年》訂《史記》之誤，心得極多，至可佩服。” 。
《朱子新學案》是錢穆研究理學的重要著作。國際漢學批評家楊聯升讀《學案》後，讚歎不止，說錢穆治中國學術思想史，“博大精深，並世無能出其右者”。
錢穆對中國文化是一個有名的溫情主義者，李敖質疑他是不是對中國的曆史“太滿意了”；曆史學家不能感情用事。李敖更認為：“錢穆作為史學家，本已令人皺眉；但他不以為足，還要做經學家、理學家、甚至儼然當代朱子，這就更鬧了大笑話。” 錢穆的《總統蔣公八秩華誕壽文》歌頌：“誠吾國曆史人物中最具貞德之一人。稟貞德而蹈貞運，斯以見天心之所屬，而吾國家民族此一時代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勝之也。”李敖說：“知識份子反動到這步田地，真太令人失望！回想錢穆當年給我寫信，標榜‘學問’與‘德性’的關係；如今‘學問’竟不勝阻止‘德性’的淪落，我真忍不住為他悲哀！”
在胡適有生之年，錢穆未能當成中央研究院院士。日後李敖認為這是不公道的，他說：“錢穆的理學怪說固不足論，但他在古典方麵的樸學成就，卻更該先入選成院士。”
汪榮祖教授在《錢穆論清學史述評》一文以為：“錢穆論清學史的代表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不僅在形式上是傳統的學案式的綱目體，而且內容也不脫傳統的義理，尤重宋儒朱熹。這部書基本上是由二十世紀的人，寫十九世紀之書。錢氏寫清學史，似設身其境，與先賢唱和或辯難；而不似異代學者，作旁觀超越之論析。世人多知，錢賓四頗具民族主義意識，並見諸其史學；然其民族主義也未脫傳統的華夷之辨與漢文化意識，以及崇宋尊朱的基本心態。”
美國耶魯大學校長在授予錢穆以人文學名譽博士學位時，稱讚錢穆是一個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監護人，把東方和智慧帶出了樊籠。
人物相關
錢穆與懷海義莊
懷海義莊位於江蘇無錫市新區鴻山鎮七房橋村，是目前江南地區保存下來為數不多的傳統民間慈善機構之一，占地麵積約450平方米。“懷海義莊”起先是七房橋村族內長輩聚會的地方，後來改為義莊。乾隆在1739年下令嘉獎義莊，並頒布法令禁止轉讓宗族財產，義莊才得到保護與發展。其宗旨是“救災周急、恤孤矜寡”。族內凡孤寡鰥獨者均能領到義莊的錢糧，貧困學子都能在義莊的資助下上學。錢穆及其兄弟、錢偉長都是因家貧在義莊的資助下得以上學。 錢穆進懷海義莊時年12。
乘車路線
從無錫市區前往七房橋，乘712路公交車可直達“七房橋”站即到，站邊即是“懷海義莊”。
712路公交車全程路線是：火車站-甘露停車場(上行)05:48-18:38
截至2011年5月16日，我去參訪，錢煜先生介紹說，錢穆先生、錢偉長先生故居還在布置中，預計2011年10月份可以對外開放。
錢氏“懷海義莊”已經開放了三年，門票20元。開放時間是每天上午8點到下午4點，節假日照常開放。
錢穆唯一文學史首度出版
2016年3月，《中國文學史》：塵封60年 錢穆唯一文學史首度出版
書中保留了錢穆先生授課中最鮮活的口語表達，也留存了許多神來之筆。全書31章，從詩經一直講至明清章回小說，貫穿中國古代文學的整體脈絡。或許，並沒有嚴謹到可用作教科書，但它有活潑的生命力、有效治學的方法、令人眼睛發亮的頓悟。
後世紀念
台北錢穆故居
錢穆故居離台北故宮很近，緊鄰東吳大學，紅漆大門上掛有素書樓”小木牌，此為錢穆手跡。院前的臥石上鐫刻著“錢穆故居”幾個大字 。1967年錢穆夫婦由香港遷居台北，由夫人胡美琦親自設計屋舍的圖樣。蔣經國聞知此事，讓陽明山管理局辦理施工。次年，錢穆夫婦遷此，為紀念母親，錢穆命名此樓為‘素書樓’，此源於他在無錫故居中的‘素書堂’。錢穆夫婦在此居住了23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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