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國簡介資料(個人簡曆圖片)

　　胡安國（1074～1138），字康侯。福建崇安人。北宋哲宗紹聖四年（1097）丁醜科趙昌言榜進士第三人。
　　胡安國入太學後，以理學家程頤之友朱長文及穎川靳裁之為師。靳裁之與他討論經史大義，非常器重他。胡安國參加科舉考試，主管廷試的考官定他為第一，宰相以他的試卷裏沒有詆毀元?政治的言語，降低了他的名次。哲宗又提拔為第三名。任命他為太學博士。胡安國不事權貴。政和元年（1111），胡安國任職成都府。政和二年，遭母親喪事，遷居到江東。恰巧父親又去世，他便對弟子說：“我過去做官是為二老雙親，如今即使有萬貫俸祿我又給誰呢？”從此就稱病退出仕途，在父母墓旁建造房屋，耕田種地以自給，準備終老於此。��
　　宣和末年，別人薦舉胡安國擔任屯田郎，他推辭了。欽宗繼位（1126），任命他為太常少卿，他又推辭了；再任命他做起居郎，他還是推辭。欽宗頒旨催促他，他到了京師，以有病為由請假。欽宗召見他，他啟奏說：“賢明的君主以倡導學術為最急之事，聖人之學以端正心術為要害，心是萬事之宗，正心是判斷事情掌理萬物的前提，希望皇帝能提拔那些精通治國平天下的道理的人，虛心向他們谘詢，盡量發掘他們過人的智能。”又說：“國家一定要有穩定不變的政策，謀議既然定下來了，君臣就一定遵守，這樣，設想的事就可以做成，治理天下的功業也可以確立。如今皇帝登基臨朝已經半年了，而朝廷法紀製度還處於混亂狀態，社會風氣日益敗壞；施政方針老出現違背常理的內容；大臣相互排擠，結黨營私的苗頭已經出現；各種職位和事物都有人在暗中追求，各種讒言蜂起；用人失當；頒布一項政令竟數度變更，導致臣民無法信任朝廷。若不掃除這些舊習，乘勢改弦易轍，恐怕大廈一旦傾斜，不可能再扶正。請皇上征求大臣的意見，讓他們各陳己見。若是大臣的策略有不足，則參用台諫之臣的意見；若台諫之臣辯駁不當，則專用大臣謀劃的方法。要在朝中由眾臣提出自己的看法，由皇帝做最後決斷，以此做為治國之策，依次施行。敢有動搖基本國策的，必受懲罰，決無赦免。這樣經過一段時間實踐，新政能夠推廣，中興大業必能成功。”
　　每有臣僚登殿，欽宗總要問是否認識胡安國。中丞許翰說：“自從蔡京當政，士大夫沒有不受其籠絡的，像胡安國那樣超然遠離，不為蔡京所拉攏的人實在是太少了。”欽宗歎息，任命胡安國為中書舍人。
　　胡安國說：“舉國上下之勢，處於平衡狀態就是安定，偏重某一方就會發生危險。現在州郡的權力太少，理應有所改變。一旦匆忙把全國二十三路的廣闊地域劃分為四道，處理政務可以專斷，財富可以專用，官吏可以自行任命，兵士可以自行賞罰，權力又太重了。萬一有與中央政府抗衡之事發生，將如何解決?希望根據現在的二十三路，選擇國家倚重而又有崇高聲望的大臣，給予他總管的權力，專門負責軍旅之事。要是有緊急情況，即各自率領所屬守將響應支持，這樣既有擁兵拱衛朝廷之勢，又無尾大不掉之虞，可以一舉兩得了。”
　　胡安國在朝中一個月，除了幾天休息，一旦入朝必定有所評論。有人說：“一些小事，姑且放過去吧。”胡安國說：“那些大事沒有不是從細微之處開始的，今天認為是小事而不去說它，遇上大事又不敢講話，就沒有機會可以發言了。”
　　胡安國後受到排擠，被任命為右文殿修撰、通州知州。他離開朝廷才十幾天，金兵迫近都城。他兒子胡寅在城裏做郎官，門客為他擔憂，胡安國說：“聖上在重圍中，號令沒有人聽，臣子隻恨效忠無路，那裏有心思掛念兒子呢?"
　　紹興元年（1131），胡安國擔任中書舍人兼侍講，皇上派遣使者催他入朝。胡安國獻給高宗《時政論》，其內容包括定計、建都、設險、製國、恤民、立政、尚誌、正心、養氣等。其《定計》篇大意說：“陛下登基已經六年了，要是建都，則未必有一定能堅守的地點；要是征討賊寇，則未必有不再變動的策略；要是建立政事，則未必有一定能執行不再反複的政令；要是任用官吏，則未必有一定能信任不疑的臣子。舍棄今天這個機會不再圖強，後悔就來不及了。”其《建都》篇大意說：“宜定都建康（南京）以鄰近關中、河內，作為複興的基業。”其《設險》篇大意說：“要想鞏固長江上遊，必須保有漢水、沔水；要想鞏固長江下遊，必須守住淮水、泗水；要想鞏固長江中遊，必須以重兵鎮守安陸。”其《尚誌》篇大意說：“應當立下一定能恢複中原、去恭敬地祭祀先帝陵寢的誌向；應當立下一定能掃除敵寇，奉迎二帝回國的誌向。”其《正心》篇大意說：“當務之急是軍務，希望能選拔正直的臣子，具備見多識廣、為國分憂、敢於直言的品質，安排在皇帝左右，從早到晚與皇帝討論國事，以求協助皇帝決策。”其《養氣》篇大意說：“用兵之勝負，軍隊之強弱，將帥之勇怯，都與人君所養之氣有直接關係。但願君主多注意為善，注意更新自己的道德修養水準，使他頒布的政令能夠在中國執行，讓百姓信服而又能讓夷狄知道，使剛正之氣充滿天地之間，這樣君王就可以使天下安定了。”
　　過了幾天，胡安國因為有病，請求辭官，高宗說：“聽說你對《春秋》研究得很透徹，朕正要請你講解《春秋》。”於是把《左氏春秋傳》交給胡安國，讓他做斷句注音的工作。胡安國上奏說：“《春秋》是治理國家的重要參考典籍，可以從中了解一些前賢的做事方法，並非那些全是空話的書能比擬的。《左傳》過於繁雜瑣碎，不宜在這部書裏白白地耗費光陰，沉溺在它的文采之中，還不如去潛心研究聖賢經典。”高宗覺得胡安國的意見非常好。讓他兼任侍讀，專門負責講解《春秋》。
　　正值任命前任宰相朱勝非都督江、淮、荊、浙諸省軍事，胡安國上奏說：“朱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一個政府班底裏，遇事閉口不言，做事附和黃潛善、汪伯彥，導致了喪失中原，政權-，南渡長江。他貪圖權位，屈從附和以取悅叛軍，導致國君蒙受恥辱。如今強敵逼境，可見用人的得失關係國家的安危，我非常擔憂朱勝非會耽誤了國家的迎敵大計。”高宗沒有同意他的請求。胡安國則說：“有官職的人，做官不稱職，就應該離去。今天我作為臣子不勝其職，所以辭官。況且朱勝非是我抨擊的人，如今朝廷卻說他處理苗傅、劉正彥之變能理順各種關係。建炎年間那些喪失臣子節操的人，今天都赦免不再過問，許多人又加以提拔重用，這絕對不是對國家有利的事。作為臣子我與朱勝非同列朝班，有違先賢經籍中的遺訓。”於是居家不再外出為官。
　　紹興五年（1135），因胡安國修纂的《春秋傳》成書，朝廷任命他為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胡安國還未就職，諫官陳公輔上疏攻擊那些自稱是繼承了程頤之學的人。胡安國上奏說：“孔孟之大道失去傳承已經很久了，自程頤兄弟才重新開始闡述它，然後知道可以通過學習孔孟之道達到超凡入聖的境地。今天要學者師從孔孟，卻又禁止從程頤的路子去學，是要進屋子卻又讓不從門進。本朝自嘉?年間以來西都洛陽有邵雍、程顥與其弟程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學聞名於世，公卿士大夫欽佩他們並尊之為師。因為王安石、蔡京等人的曲解、排斥和壓製，他們的道術沒有流行。希望朝廷能讓禮部-討論他們的業績，給他們封爵，記載在祭祀的典禮記錄裏，就像祭祀苟子、楊雄、韓愈一樣，還要下詔館閣搜集他們的論著，經過校正後頒行天下，使倡導邪說的人不能興風作浪。”胡安國的奏疏上達朝廷，陳公輔等人則抨擊胡安國的觀點荒唐。改任胡安國永州知州，胡安國推辭未就任，後又改提舉太平觀，升寶文閣直學士，去世。諡號文定。
　　�ズ�安國以聖人為榜樣，早就立下安民濟世的宏願。目睹中原淪陷，生靈塗炭，常常感覺到切膚之痛。他雖然多次以罪錯罷官，但他愛君憂國之心卻更加強烈，從登第到辭世，他為官四十年，其實在朝不足六載。
　　謝良佐曾經對人說：“胡康侯就像嚴冬大雪時，百草枯死而鬆柏挺然獨秀。”
　　胡安國少年時幻想靠文章成名，後學儒家大道，對文章之學不再經心。胡安國見到善事一定要去做，而且必須要做成功。他接受別人的東西，哪怕小如一個草芥，一定要合於情理。他為人恬靜簡單，寡於言行，公餘閑暇之時，獨自一人，也是手不釋卷。每天早晚弟子向他問安，他必定要問他們正在幹什麽，有合乎他心意的他就會說：“士子應當立下要成為聖人的誌向，不能居高臨下就以為是在頂峰了。”看見懈怠疏慢而不願意用心學習的，他必然皺著眉頭說：“時光可惜，千萬不要走上小人的歸宿。”子弟要是到外麵去赴宴，雖然已經夜深，他也不會去睡覺，必定等到他們回來，檢查他們是否喝醉酒，並且問與他們在一起喝酒的是什麽人，都議論了些什麽事。胡安國在《與子書》中說：“應該把立誌探索人間至道作為自己的人生目的，樹立的人生準則應該以忠實守信不欺為主幹，自我形象應是端莊雅潔謹慎，以見操行，遇事必須機敏果斷能立即分清是非。又必須明了法律條文，考求立法之本意，這樣才可以在政界做事，而且不比別人差，你要努力呀!修養自身的思想品德，陶冶身心，涵養德性，其實是以在飲食、男女之事上最要緊，古往今來的那些聖賢都在這個地方暗自下工夫，豈能忽略了它?”
　　胡安國曾經說：“人應該是對所有世情都看淡了才好，不要有富貴相。孟子所謂：‘殿堂有兩、三丈高，萊肴滿桌，姬妾數百，我如果得誌絕不這樣幹。’學者必須經常自我奮勉，就不會墮落。我最喜歡諸葛孔明，生逢漢末亂世，隱居南陽親身從事農業生產，不求為世所知，後來雖應劉先主禮聘，分割山河，三分天下，身居將相，手握重兵，有什麽東西不能得到?有什麽欲望不能滿足?他卻對後主說：‘成都有桑樹八百棵，薄田十五頃，子孫的衣食應該是綽綽有餘了。臣子征戰在外，沒有別的生財之道，又沒有在別處購置產業以增加家裏的收入。一旦有身死之日，必不會使穀倉裏有多餘的糧食，家裏有過多的錢財，以至辜負了陛下。’等到諸葛亮去世，一切果真都像他說的。這樣的人，才真稱得上是大丈夫!”
　　�ザ源�求學的士子，胡安國因其資質而加以引導，大都把確立誌向放在首位，他常常背誦曾子的話：“君子愛人以德行，小人愛人以姑息。”所以對待子弟與學者都是一副嚴肅真摯的麵孔，也未曾降低自己的誌向，藏起自己要說的話，假意附和別人的言語，以換取別人高興。��
　　評論古人，則以諸葛武侯為第一，宋朝的人物，則以韓琦為首。他思慕他們的人格向往他們的做派，言必稱之。
　　胡安國性格本來剛烈急燥，等到他年老時卻變得中和淡泊，表情溫文大方，年事已高，且多疾病，但對於禮儀仍是一絲不苟，和平常一樣。家庭幾世都很貧窮，身逢戰亂，轉徙流離，遂至一無所有。但是“貧乏”這個詞，在他與親戚朋友之間，不隻是口中從來不會講，也是手從來不寫的，他從不向別人求告。他告誡子弟說：“向人訴說貧窮的人，他的意誌到哪裏去了?你們必須記住。”��
　　著有文集十五卷，《資治通鑒舉要補遺》一百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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