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萬雄師過大江——開國中將黃火星回憶渡江戰役

偉大的淮海戰役勝利結束以後，我第二、第三兩大野戰軍百萬雄師立即揮戈南下，開始了又一個偉大的戰略行動——打過長江，解放江南，解放全中國。
我們軍在渡江戰役中擔任中路兵團第一梯隊的戰鬥任務，於一九四九年三月進抵長江北岸巢湖、無為一帶。
巢無地區是抗日戰爭時期皖中革命根據地的中心區域，我們這個軍的一部分就是在這裏創建和成長起來的。這一塊根據地是我們在日本侵略軍和國民黨反動派的夾攻中創造出來的。在這裏，每一座山，每一條水，每一條圩埂，每一個村莊，都留下了我們的足跡。在這裏，到處都有曾經和我們同生死共患難的人民群眾。我軍所到之處，人民群眾奔走相告：“當年的老七師來了!”一聽說我們要在這裏過江打蔣介石，巢無地區的人民群眾齊聲喊出了響亮的口號：“要人有人，要船有船!”他們把千方百計保存起來的漁船從大河小渠裏劃出來，父親帶著兒子，哥哥帶著弟弟，甚至全家夫妻兒女，自動報名參加船工隊，和我們一起投入了緊張的渡江準備工作。
渡江準備工作是十分艱巨的。一方麵，我們必須熟悉長江潮汛的規律、江上駕船的技能、水上作戰和灘頭登陸……以便渡過長江天險，打到江南去；另外，還有更重要的方麵，就是我們必須抓緊時間學習政策，準備接收並管理大城市，因為渡江以後，“軍隊不但是一個戰鬥隊，而且主要地是一個工作隊”，對不熟悉的城市問題，必須從頭學起。在繁忙的學習和工作中，我們度過了和煦的春天，初夏悄悄地來了，石榴花含苞欲放，四月就將過去了。
四月間，在北平舉行的和平談判中，我黨代表團正在同國民黨反動政府的代表團進行著針鋒相對的鬥爭；在長江前線，我軍已經完成了渡江作戰的一切準備，全軍指戰員正嚴密的注視著對岸敵軍的活動，根據新的情況一次又一次地修改他們的作戰方案。我踏上江堤，江風迎麵吹來，在我麵前出現了一片熟悉的地形。啊！這是無為的大套溝。我們在皖南事變中突圍出來，就是在這裏渡過江來的。時隔八年，當時的情景仍然曆曆在目。
那是一九四一年一月，抗日戰爭的困難階段，一貫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蔣介石發動了抗日戰爭中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一手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以八萬餘人的兵力，圍殲我奉命北撤經過涇縣茂林地區的新四軍江南部隊九千餘人。當時我在新四軍第二支隊工作，隨軍部行動。我們的部隊，在石井坑一個四麵環山的山穀裏，浴血奮戰七晝夜，直到彈盡糧絕，才被迫分頭突圍。我和軍部警衛排的同誌，冒著槍林彈雨，衝破敵人的層層包圍，來到長江南岸，這時我們隻有七十餘人。蔣介石為了實現他一網打盡我江南抗日武裝力量的毒辣陰謀，有意廣播了我新四軍北上路線，勾結日寇配合行動。在我們到達江邊時，日軍已經對長江實行了嚴密的封鎖：收走了沿江所有的渡船，天上有飛機整天沿江偵察，江上有巡邏艇不停地活動，岸上有巡邏隊往來搜索。幸而在一百步村找到了我們的一個聯絡站，這裏的黨支部的同誌劃著一隻木盆連夜偷渡過江，請江北遊擊隊派來了一條木船，把我們接到江北。我們這支不足百人的小隊伍以及陸續突圍到江北的同誌，和江北遊擊隊的同誌，後來就成了新四軍第七師的骨幹。當我們在那天黑夜登上木船的時候，南岸的同誌們含著深情說：“同誌，祝你們平安到達江北!等著你們打回來!”我們激動地回答：“我們一定要打回來的，同誌們!任何挫折都不能動搖我們的革命意誌，革命的事業是一定要勝利的!”
僅僅過去了八年又三個月，我們終於打回來了，而且是沿著當年北上的老路打回來了。古老的長江展現在我們麵前，仍然是那樣滾滾東流的江水；但是，長江兩岸的形勢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八年前，我們的民族正處在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我們一條船，人槍不足一百，在敵人封鎖線的夾縫裏鑽過來；八年後的今天，我們是幾百條船，幾萬支槍，幾百門大炮，跟我們並肩作戰的是百萬大軍，隻等毛主席一聲令下，我軍的鐵拳就將直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心髒，一古腦兒結束蔣家王朝二十二年的統治，一個強大的新中國就將在我們眼前出現了。中國曆史上新的一頁即將展開，我們就要奪得全國勝利。我們應當如何迎接這個勝利呢?麵臨這樣一個具有偉大國際意義的勝利，我們應當作些什麽思想準備呢?就在這關鍵的時刻，在這偉大曆史事變的前夜，毛主席又一次英明地教導我們：“奪取全國勝利，這隻是萬裏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是多麽及時、多麽深刻的啟示啊!曆史上，曾經不知有多少革命戰士,經不住勝利的考驗!多少革命事業，半途而廢，功敗垂成！然而，我深信曆史是決不會重演的。因為，我們有黨和毛主席的領導。“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 緬懷往事，展望未來，感慨萬千，回到指揮所後，心情久久不能平靜。我們的電台正在廣播新華社的評論：《南京政府向何處去？》這個問題擺在他們麵前，而且留給他們考慮的時間已經不多了。一切情況都說明，敵人並不甘心滅亡，它還在玩弄反革命的兩手來作垂死掙紮。一方麵，搜羅他們的殘兵敗將，在長江沿線拚命趕築它的“立體防線”，一方麵又發動和平攻勢，派代表團同我黨進行和平談判。兩套手法，一個目的：阻止我人民解放軍的勝利進軍，保存反革命勢力，然後卷土重來。
在毛主席的“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光輝思想指導下，我們全軍上下個個心明眼亮，懂得這樣的真理：反動派是不會自動退出曆史舞台的，真正的和平隻有依靠針鋒相對的鬥爭才能得到。我們要用革命的兩麵政策對付敵人的反革命的兩麵政策，談也好，打也好，都要南渡長江，解放全國，將革命進行到底；幻想和平，乞求和平，隻能麻痹自己，渙散人民的革命意誌。八年前新四軍皖南部隊失敗的沉痛教訓，給我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當時的中共東南局書記、新四軍副軍長項英同誌，對國民黨反動派存在著不切實際的幻想，沒有堅決實行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方針，不敢對國民黨反動派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不敢放手地發動人民群眾，不敢在日寇占領區擴大解放區和人民軍隊，對國民黨反動進攻的嚴重性認識不足，因而缺乏對付這個反動進攻的精神上和組織上的準備，造成了我新四軍皖南部隊九千餘人幾乎全部覆滅的嚴重損失。回憶這一段曆史，使我又一次想起了少奇同誌的一段著名的話：“無數的曆史事實證明：當著革命是在毛澤東同誌及其思想的指導之下，革命就勝利，就發展；而當著革命是脫離了毛澤東同誌及其思想的指導時，革命就失敗，就後退。”我八年前後兩次渡江的經曆就是生動的例證。
事實正如毛主席所預見的那樣，國民黨反動派的“和談”不過是個幌子，並無誠意，最後隻得撕破了和平的假麵具，悍然拒絕在《國內和平協定》上簽字。“引退”在奉化從事幕後指揮的蔣介石又發出了反革命叫囂：“不惜一切犧牲，與共黨周旋到底!”
四月二十日下午，國民黨反動政府拒絕簽字的消息傳到了長江前線，緊接著我們就收到了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的《向全國進軍的命令》。命令用巨大的紅字標題油印出來，從軍部傳到師部，從師部傳到團，傳到營，傳到連，傳到戰士們的手裏。全軍上下，到處響徹著雷鳴般的呼聲：“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
接到兵團指揮部的電話後，我和軍長成鈞等同誌立即來到前沿指揮部。兵團指揮部首長見各軍指揮員到齊了，說：“萬事俱備，隻欠東風，東風來了。”他們走到軍用地圖前，手落在敵人防線上：“據我軍先遣渡江偵察營報告，湯恩伯正調動善於防守的二十軍西移繁昌、銅陵一線，接替八十八軍，企圖加強防線中的這個薄弱環節。現在敵二十軍和八十八軍正在辦理交接手續。毛主席指示我中路兵團緊緊抓住這個十分難得的戰機，打過江去!”

從來都是這樣，毛主席總是最善於發現敵人的弱點，利用敵人的弱點，給敵人以致命的一擊。湯恩伯這個自作聰明的部署，恰巧造成了他的弱點，又讓我們的毛主席給抓住了。我們都為毛主席這個英明的決定而感到無比的興奮。

按照預定的部署，我們軍的第一步行動，是從姚王廟到大套溝一線過江，突破對岸頭柵、王家套、夏家湖之間的敵軍防線，占領橫山橋、銅山、嶽山和羊山尖等製高點，然後再根據情況擴大戰果。

時針一秒一秒地朝著那偉大的曆史時刻跳動，夕陽淡淡地蒙上了一層金黃色。我們把命令傳達下去後，軍裏幾個同誌連晚飯也沒吃，沿著江堤後的塹壕進行最後一次戰前檢查。大炮一門又一門虎視長江南岸，突擊隊、水手隊正在作緊急的戰鬥動員。戰士們的挎包帶上擺動著一條條雪白的毛巾，每條毛巾的頭上都印著七個大紅字：“將革命進行到底１許多新參軍的戰士，把從家裏帶來的“渡江鞋”穿上了。在這些鞋上也都有他們的母親或愛人精心繡製的兩行字：“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許多條戰船，覆蓋著綠色的樹枝，悄悄地隱蔽在大堤後麵。

傍晚時分，我從前沿剛剛返回到指揮所，電話鈴急促地響了，話筒裏傳來兵團首長的聲音：“你們準備得怎麽樣了?”

“一切都準備好了，隻等開船的命令!”

“告訴部隊的同誌們，”兵團首長提高了聲音，“毛主席今晚不睡覺，坐在總部等候我們的捷報!”

這個消息頃刻傳遍全軍，好像一條看不見的紅線，在一刹那間把遠隔千裏的北平和長江連在一起，把全體指戰員的心和毛主席更緊密地聯結在一起。我們守在電話機旁，耳機放下了又拿起來，話筒裏傳來突擊團、突擊營一聲聲響亮的回答：“請轉告毛主席，我們一定能打過長江!” “我們保證迅速打過長江，讓毛主席早一點休息!” “用勝利回答毛主席!” ……

夜晚十點鍾，右翼兄弟部隊揚帆起渡之後，集結在餘柵村到大套溝一線的船隊，在一聲開船的號令下，從河灣港汊裏一擁而出，實行全線強渡。對岸敵人發覺了，集中所有的火力猛烈地打過來。我軍強大的炮火像狂風暴雨般壓向南岸。突然，在我船隊的右翼出現一個黑怪物，吐著火舌，氣勢洶洶地向我們的船隊衝來。指揮員喊了一聲：“兵艦！靠上去用炸藥炸掉它!”兩隻滿載炸藥包的木船對著全副鋼鐵的黑怪物衝去。這個黑怪物為我千帆渡江的聲勢嚇慌了，胡亂地放了一陣槍炮，朝蕪湖方向逃去。

突擊部隊的船隻快接近南岸時，敵人的槍炮轉向我們的先頭部隊。有的船上起了火，有的被打翻。木船翻了，同誌們就泅水前進。船艙被機槍子彈穿了孔，江水突突地往艙裏冒，戰士就用身體堵住彈孔。桅杆被炮打斷了，戰士就搖櫓劃槳前進。一個水手負傷了，另一個立即頂上去。在一條船上，戰士怕打傷船老大，肩靠肩排成一道人牆，為船老大擋著子彈。……

“前進，隻有前進，沒有後退!”

“上岸就是勝利!”

戰士們互相鼓舞著，在木船上向敵人還擊。

我們軍的幾個領導同誌的指揮船，跟在突擊團的船隊之後。我站在風帆下左右觀看，隻見滔滔大江之中，船桅如林，信號彈、曳光彈滿天飛舞，敵人的灘頭陣地上一片火海，烈火把白帆、江水、人麵映得通紅，無數的紅旗在火光中迎風飄動。八年前，我們從皖南突圍的時候，一個負責同誌說過：“革命的火焰是撲不滅的。就是我們皖南的新四軍被消滅了，革命也決不會失敗。留得火種在，不怕不燎原１他的話已經成了今天的現實。革命的火種已經燃起了熊熊的烈火，正在從長江北岸燒向整個的南中國。

國民黨反動派曾經幻想，依靠長江天險，依靠他的美國主子撐腰，加上一條從天空到水底的“立體防線”，來阻止人民解放軍前進。他們吹噓：“共產黨想過長江，除非會水上跑步。”現在，他們的一切幻想全都化成了泡影。長江天險不能挽救他們，美帝國主義這隻紙老虎也不能挽救他們。敵人苦心經營的“天險防線”、“立體防線”，我軍隻用了三十分鍾就給它撕開了一條長達二十裏寬的口子，先頭部隊向敵縱深勇猛地插了進去!

我們的指揮船靠岸的地點，不遠就是我們八年前的起渡點一百步村。望著那個方向上的火光，在我麵前又出現了八年前的一位老漢的形象。那是天將黎明的時分，我們從皖南突圍出來的同誌，為了等待江北遊擊隊的渡船，全體隱蔽在一個空糞窖裏。日軍巡邏隊來了，抓住了這位替我們放哨的老人。他們追問他、毒打他，要他說出哪裏有新四軍。老人堅貞不屈，一口咬定：“不知道！後來，他為了使日軍巡邏隊離開我們隱蔽的地方，背朝著我們的方向跑去。槍聲響了，他英勇地倒在血泊裏。這位老人雖然不能和我們同享勝利的歡樂了，但是他永遠活在我們的心裏。毛主席說：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人民群眾。我們也從長期的鬥爭中形成了一個牢固的觀念：人民群眾是靠山，是勝利的源泉。就在這次戰役中，直接參戰的民工、船隊和民兵即達三百二十萬人。所有這些人，不論是山東的、河北的、河南的、安徽的、江蘇的，都用不同的口音喊著同一個口號：“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

二十一日拂曉，我軍七個主力團渡過長江，控製了銅山、嶽山、羊山尖等製高點，直叩繁昌城守敵的大門。由於我軍進展神速，勇猛穿插分割，把敵人弄了個暈頭轉向。當我們的一支部隊黑夜向縱深猛插時，迎麵碰上敵人一個軍官。這家夥神氣十足地叫著：“亂跑什麽! 共軍沒有翅膀，他們還遠著哩!”戰士一聽他把我們誤認為他的潰兵了，忍住笑跑上去，一把把他扭住說：“有翅膀你也飛不掉了!”

二十一日黃昏，我第二、第三兩大野戰軍全線發起猛攻，在西起九江東至江陰的千裏戰線上渡過長江，敵人的江防全線瓦解。二十三日傳來消息：東路兵團解放了南京城，殘敵正向杭州方向潰敗。三野首長命令我們不顧一切疲勞向吳興疾進，配合東路兵團截殲南京、鎮江逃敵。此時正逢江南梅雨季節，部隊冒雨出發，以一晝夜一百六十裏的速度前進。全軍的意誌集中在一個字上：追！二十四日黃昏，我軍在灣址地區一舉殲滅了蔣介石江南殘餘部隊中的一支“王牌”——二十軍，敵軍長楊幹才在逃跑中被我追擊部隊擊中斃命。隨同二十軍被殲的還有九十九師(缺一個團)和一個保安旅。

二十七日，我各路大軍會師吳興，切斷了京杭公路，把南京、鎮江逃敵團團包圍在郎溪、廣德地區。在這次圍殲戰中，先後殲滅敵人八個整軍和四個軍的一部分，俘敵八萬餘人。

江南的大好河山回到了人民手中。皖南，我們回來了!當年的新四軍回來了!

黃火星同誌簡介：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將（1955）。字以和，曾用名黃火生。 1909年7月11日生於江西省樂安縣姚家村。1930年參加景德鎮工人暴動。同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1年轉入中國共產黨。曾任浮梁（今屬景德鎮）遊擊大隊司務長，贛東北紅軍學校團支部書記，弋陽第4遊擊大隊政治委員，貴（溪）餘（江）萬（年）遊擊縱隊俱樂部主任，贛東北赤色警衛師第1團團委書記兼俱樂部主任，獨立第10團政治委員，紅10軍第82團連政治指導員。參加了贛東北蘇區的反“圍剿”鬥爭。1933年1月隨紅10軍進入中央蘇區，後任紅軍第11軍32師95團政治委員，紅軍學校上級幹部隊黨總支副書記，福建軍區第三軍分區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中共清流縣委書記，歸化（今明溪）警備區政治委員兼司令員、政治部主任。參加了中央蘇區第四、五次反“圍剿”。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後，留在閩西地區堅持鬥爭，任（上）杭代（英）獨立營政治委員，閩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中共永定縣委書記兼獨立營政治委員，閩西南抗日遊擊隊第2縱隊政治委員兼縱隊長、第5支隊政治委員，軍政委員會政治部代理主任，閩西人民抗日義勇軍第1支隊政訓處主任。在閩西南地區堅持了極其艱苦的三年遊擊戰爭。抗日戰爭初期，任新四軍第2支隊第3團團長。1941年皖南事變後，任新四軍第7師第19旅55團政治委員，師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含（山）和（縣）支隊政治委員，第19旅政治委員，參加了開辟和發展皖江抗日根據地的鬥爭。解放戰爭時期，任華東野戰軍第7縱隊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員，第三野戰軍第25、第29軍政治委員，參加了宿北、萊蕪、濟南、淮海、渡江、上海、漳廈等戰役。新中國成立後，任廈門市軍事管製委員會副主任，第10兵團兼福建軍區政治部主任。1952年入南京軍事學院學習。1954年起任江蘇軍區第二政治委員，解放軍軍事檢察院檢察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兼軍事檢察院檢察長，中共中央軍委總直屬隊政治部主任。1955年獲二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1971年4月27日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