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8章父親失蹤14年，建國後省委書記找到其子：你還記得大胡子叔叔嗎？

1949年的某一天，安徽省省委書記曾希聖找來自己的手下談話，要求他幫助自己尋找戰友梁明德失散14年的兒子。但聊著聊著，曾希聖覺得項英的身份與梁明德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他不由地與之更為深入地交流下去。在基本掌握了項英這些年來的經曆後，曾希聖突然驚呼起來。

“你難道就是紅色特工梁明德的兒子嗎？你還記得大胡子叔叔嗎？”

這到底是怎麽一回事呢？本期內容，將為您講述為我黨隱姓埋名14年的紅色特工梁明德（項與年）的傳奇經曆，以及其子項英在父親失蹤後的成長經曆，他們父子兩人最終的相認可謂是感人至深。

父親14年前的突然失蹤

梁明德的原名叫項與年，我們要了解他為何在14年前突然失蹤，首先就應當明白蔣介石的“鐵桶計劃”。

1934年9月中下旬，蔣介石在廬山地區糾集了重要的軍事將領，秘密地召開了一次軍事會議。這次會議的主要目的，就是在“第五次圍剿”的基礎上重新部署兵力，集中力量徹底地將我黨我軍“剿殺”在瑞金一帶。這次秘密的軍事會議的主要內容，就被稱之為“鐵桶計劃”，它是由蔣介石的德國軍事顧問漢斯ⷩ殂𗥡ž克特主要策劃的。

“鐵桶計劃”的核心思路是“分進合擊”再“鐵壁合圍”，也就是指國軍以瑞金為中心，企圖從四麵八方各個擊破我軍的力量，然後依靠強大的兵力以及火力切斷紅軍的退路，像“鐵桶”一樣將我軍圍在瑞金後“一網打盡”。

為了使得所謂的“鐵桶計劃”能夠成功，國軍從四麵八方集結了150萬大軍、270架飛機以及200門大炮，在距離瑞金150公裏左右的地方組成巨大的包圍圈。在全部的兵力到達指定地點後，這些國軍以每天5公裏的速度前進，每到達一處就修築大量的工事和鐵絲網等障礙物，同時配備嚴密的火力網和戒備力量。

“這樣一來，一個月後在瑞金地區就形成了30道封鎖線和火力線，任憑誰也插翅難逃！”

為了防止我方在發現他們的計劃後突圍，德國軍事顧問塞克特還要求部署1000輛軍用卡車，以高機動的方式及時對突圍的紅軍進行攔截。與此同時，國軍還采取了“聲東擊西”的方式“暗度陳倉”，他們派遣一些兵力在瑞金城區不斷地襲擾紅軍，希望以此來分散我方的注意力。

“勢必在一月之內，拔除瑞金地區的匪徒！”

當時在廬山開會的國民黨高級將領無不摩拳擦掌，他們信誓旦旦地向老蔣表示，要利用“鐵桶計劃”將紅軍徹底地消滅在瑞金地區。會議結束後，每個與會人員都領到了一份包括戰鬥續了、兵力部署、進攻路線以及作戰時限在內的“絕密文件”，蔣介石要求所有人都簽下保密協議，再三叮囑他們此事絕對不能外泄。

但是，就在會議結束的當天晚上，這份“絕密文件”就落到了共產黨人的手中。

原來，我黨安插在國民黨內部的紅色特工莫雄將軍，也參加了此次會議，正是他在危急關頭挽救了紅軍。畢業於陸軍講武堂的莫雄將軍在1930年的時候遇見了劉亞佛，在入黨後與周恩來、李克農等人取得了聯係，而項與年和莫雄將軍就是在這段時間認識的。

在獲悉了蔣介石的“鐵桶計劃”以後，莫雄將軍將聯絡瑞金中央的任務交給了項與年。由此，紅色特工項與年在此後化名為梁明德，從自己的妻兒身邊消失長達14年之久，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後才開始尋找他們。

項與年是福建連城縣人，他在31歲（1925年）的時候光榮地入黨，開始從事地下工作。福建這個地方一直以來都有“下南洋”的傳統，項與年雖然是福建閩西連城縣的客家人，但他身邊不乏沿海閩南以及閩東部分的朋友，所以他對南洋是十分熟悉的。正是這種機緣，使得我黨在1926年將聯絡南洋同誌的任務交給了項與年。

當時，項與年的兒子項南（原名項崇德）已經8歲了，父親在臨出發的時候告訴他自己出門做生意。1年以後，在南洋從事地下活動失敗的項與年回到了家鄉，他在同去南洋做生意的夥伴中顯得尤為落魄。對於自己的窘境，項與年隻是淡淡地告訴家人自己做生意虧本了。

不久後，項與年就接到組織上的任務，前往上海從事地下工作。項與年帶著一家人來到上海，居住在八仙橋附近，項英當時就在附近的小學讀書。當時領導項與年的是周總理和陳賡大將，項羽年參與了除掉叛徒白鑫的任務，他在上海的地下工作是十分有成效的。正是“下南洋”的經曆，使得項與年成功地偽裝成為了一名商人，就連妻子和兒子都信以為真。

1933年10月份，項與年來到了江西德安，與打入敵人內部的莫雄將軍一同展開情報工作。告別愛妻與愛子的項與年，直到建國之初都沒再見到他們，雙方隻是通過書信來往了1年多。而在蔣介石的“鐵桶計劃”出來以後，負責傳遞情報的項與年就消失在家人的視線中， 直到1935年後徹底地與家人失散。

這也是為什麽，後來的項英一直都找不到自己父親的緣故。因為他一直以為父親項與年是商人，就連自己的母親都是這樣認為的，母子倆從來都沒往紅色特工那方麵講。雖然在讀書的時候，有同學看到項英母子生活那麽貧困，但早出晚歸的項與年又號稱做生意，打趣地問項英他的父親是不是地下黨。

項英斷然地否定了這樣的想法，直到父子相見的那一刻，項英才明白父親的身份並原諒了他。但年幼時曾責怪過父親的項英並不知道，項與年幾乎犧牲了自己的性命，才將這份影響我黨我軍日後前途的重要情報，送到了瑞金地區領導人的手中。

打掉4顆門牙的教書先生

莫雄將軍在參加完會議之後，冒著全家被殺的風險將“鐵桶計劃”告訴了項與年，並要求他火速將文件送到瑞金。當時劉亞佛等人考慮到項與年是客家人，會講客家話且了解當地的文化，才將這一重任交給他的。

莫雄將軍與項與年等人連夜將重要的情報用秘製藥水寫在學生字典上，為了安全起見，他們分別用了四本字典記下了“兵力部署”、“火力配置”、“進攻計劃”、“指揮機構”這四個方麵的內容，同時將作戰圖用學生描字的透明紙描摹下了敵軍的作戰地圖。這種秘製的藥水在平時是不會顯示字跡的，要通過特殊方式處理之後，才會將上麵的字跡顯示出來。

在帶上這四本學生字典後，項與年裝扮成了教書先生，準備從南昌乘車到吉安後經過泰和縣，然後由山區的興國、於都繞到瑞金。但是，項與年怎麽也沒想到，這一路上遇到的困難超乎想象，他幾乎要死在半路上。

在來到泰和縣後，項與年就發現自己進入“蘇區”的路被完全封死了，每一條路上都有重兵把守。很顯然，國軍在製定了“鐵桶計劃”後加強了警備，他們也害怕消息被泄露出去。無奈之下，項與年隻能放棄從泰和縣城直通興國的計劃，繞到叢林密布的山區繼續前行。很快，他帶出來的幹糧就吃光了，幸好是深秋時節，山林中的野果成熟了，項與年才得以充饑。

從泰和縣到興國縣的這段路，項與年雖然饑寒交迫，但還算比較順利，沒有遭到國民黨方麵的盤查。馬不停蹄地趕路以及營養不良讓項與年很是憔悴，他的胡子很多天沒刮變得很長，頭發也亂蓬蓬淩亂不堪，整個人瘦成了皮包骨。很明顯，他已經不能再偽裝成體麵的教書先生了，項與年為此很是著急。

在更為接近瑞金的興國縣，敵人更是哨崗林立，連山林的出口都設有關卡。項與年遠遠地望見這些國民黨士兵，他深知自己這樣的形象是無法過關的，包裏的四本字典必定會引起敵人的懷疑。思來想去，項與年決定偽裝成瘋瘋癲癲的叫花子，以此來蒙混過關。

但是，他這樣邋遢的形象雖然引人注目，但也不太像是叫花子啊。項與年把心一橫，敲掉了自己的4顆大門牙，決定到第二天再冒險過關。可憐出發時體麵的“教書先生”，短短數天內就成了打掉4顆門牙的瘋癲叫花子。

第二天一大早，被疼痛折磨得徹夜未眠的項與年就出發了，他此時的樣子變得猙獰恐怖。硬生生打掉4顆門牙後，項與年的雙腮都嚴重地腫脹起來，連話都說不清楚。一夜未睡加上水米未打牙，項與年的雙目通紅又虛弱不已，頭發蓬亂、胡子拉碴、渾身惡臭的他已然成了名副其實的瘋癲叫花子。

但項與年決定自己這樣做還是不夠，他將要來的之前一些餿飯餿菜蓋在四本字典上，然後把隨身攜帶的布袋弄得十分汙穢，遠遠地就能聞見一股臭味。就這樣，項與年赤著腳走下了山，當哨兵盤問他的時候他就用客家話含含混混地說著一些髒話，有時候突然笑嘻嘻地自言自語，有時候又大喊大叫起來。

一路之上，國民黨的哨兵看見這樣的叫花子都像遇到了瘟神一樣，捂著鼻子把他趕走。從興國到於都，再從於都到瑞金，項與年一路之上要著飯抵達了目的地。

敵人的層層哨卡都被他以這樣的方式突破，現在讀來真是令人歎惋不已，項與年為革命事業做出的犧牲真是太大了。不過，這一切都是值得的，他在10月7日抵達了瑞金沙洲壩的臨時中央所在地。

當時項與年來到沙洲壩以後，紅軍戰士也要趕他，因為他的樣子實在是過於恐怖怪異。但項與年就在門口賴著不走，指名道姓要見李克農，並且說出了很多黨內的事情。戰士們隻好將此事報告給李克農，將項與年帶到了接待室等候。李克農與項與年是老相識了，但他一開始也沒認出來來，直到項與年開口說話且拿出那四本字典後，李克農才確認他就是項與年。

“你真是了不起！”

李克農在聽完項與年的匯報後，流下了感動的淚水，他與項與年擁抱在一起。項與年也在哭，因為他的努力都沒有白費，成功地完成了組織上交代的任務。就這樣，國民黨的“鐵桶計劃”被我黨徹底地知曉，李德、博古、周恩來三人斷然地采取了措施，快速地趁著敵人的“鐵桶”還未合圍，尋找突破口跳出包圍圈。

當時興國、寧都、石城、長汀、會昌5城還在紅軍的手中，除此之外都被敵人占領或者正在告急。這千鈞一發之際，我軍主力部隊進行了戰略轉移，在10月8日這天向著興國、於都、瑞金地區集結，於16日到18日這兩天從4個渡口渡過於都河，紅軍主力8.6萬人在10月21日發起突圍戰役。

而打入瑞金主城的敵軍發現紅軍早已撤走，急急忙忙地向蔣介石報告，他們的“鐵桶計劃”就此落空。

往小了說，項與年是不惜以生命代價完成組織上交代的任務的特工英雄，往大了說，他與莫雄將軍是拯救瑞金地區8.6萬紅軍的我黨我軍大恩人。也正是如此，我黨曆來重視對地下組織的培養，像項與年這樣的紅色特工在大後方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紅色特工”這樣十分特殊的身份，也造成了項與年家庭方麵重大的隱痛。很多隱姓埋名一輩子的我黨特工，即便在建國以後也沒能找到自己的家人，而與家人失散14年的項與年，無疑是幸運且幸福的那一個。

18年後的父子重逢

1935年春節前夕，項與年曾經回到了上海的家，這是他與家人度過的最後的春節。對於當時年僅16歲（過年後17歲）的項南來說，這段時間無疑是父親陪伴他最久的一次，但這幸福實在是逝去得太快了。

接到緊急任務的項與年，在春節過後急急忙忙地稱自己有事，再度離開了項南以及妻子。此後項與年化名為梁明德，與自己的骨肉分別了整整14年，直到建國以後父子才再度相認。當然，項南也走上了和父親一樣的道路，他的原名叫項崇德，是從事革命工作以後才改的。

項南在上海一直待到1943年，當時的他已經20多歲了，他和許多有識之士前往蘇北地區參加革命。在項南入黨的時候，組織上的成員還特意詢問過他父母的職業，項南隻是告訴組織上父親是商人——他從小到大都這樣認為。

但被問及父親具體從事的生意是什麽，項南又回答不出來了，他和母親也不知道父親到底做的是什麽生意。這樣的回答雖然引起了組織上的懷疑，但考慮到項南平時的表現良好，也沒有過多地追究。項南與他的父親項與年一樣能幹，在1949年的時候就成為了安徽省青年團的團委書記，當時的曾希聖任安徽省的省委書記。

或許上天不忍心拆散項與年一家人，冥冥之中安排了這一場相遇吧，項與年與曾希聖是多年的戰友。解放後，項與年請求曾希聖幫自己找到失散14年的兒子，曾希聖答應了他的請求。

但曾希聖的日常工作十分繁忙，他根本就騰不出專門的時間來處理這件事情，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到14年前失散的人可不容易啊。從1935年到1949年，我國經曆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很多檔案資料都毀於戰火，這就更增加了尋人的難度。

於是，曾希聖將這個任務交給了項南。他告訴項南，自己的老戰友梁明德（1935年後項與年就使用這個化名）要求找到自己的兒子，但是他們已經走散整整14年了，目前能夠參考的線索並不多。

“他是福建閩西人，曾經居住在上海的八仙橋，兒子8歲以後就在附近的小學讀書。”

曾希聖原本以為，要想憑借著這樣的簡單的信息去尋人，無異於大海撈針。但在他與項南的談話中，卻得知了非常重要的幾點信息。項南告訴曾希聖，自己也是福建閩西人，而且小時候也在上海的八仙橋居住，8歲以後就在附近的小學讀書，直到20多歲的時候才前往蘇北參加革命。

項南原本以為這隻是巧合，但曾希聖在聽完他的話後卻大吃一驚。曾希聖仔細地看了看項南，突然覺得這位青年人與自己的老戰友梁明德有幾分相像。平日裏還不覺得，但此時曾希聖越看越像，一個大膽的想法在他心中浮現了出來——項南是不是就是梁明德的兒子呢？

於是，他進一步問項南，你小時候住在八仙橋的哪裏呢？

“法租界維爾蒙路德潤裏24號。”

聽到項南的回答後，曾希聖幾乎確認了他就是梁明德的兒子，因為項南說出的地址其實是當時我黨在上海的地下交通站。曾希聖說出了自己的想法後，卻遭到了項南的反駁：“不對不對，我爸爸是做生意的商人，他不是什麽地下特工，您肯定是認錯了！”

曾希聖想到自己在當年與梁明德合作的時候，曾經數次去過他在上海的家且與其年幼的兒子交流過。不過，當時的曾希聖為了逃避國民黨人的追殺，留著非常濃密的大胡子，這與他現在的麵貌截然不同了。抱著試一試的態度，曾希聖詢問項南。

“那你還記得家裏來過大胡子叔叔嗎？”

聽到這句話，項南明顯愣住了。當年曾希聖的一臉大胡子，給年幼的項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這麽多年過去了，很多曾經來過家裏的客人項南都忘記了，但對那位大胡子叔叔卻念念不忘。他不由地看著曾希聖，十分難以置信地問道：“您是？”

“我就是那位大胡子叔叔啊，當年我還抱過你呢！”

說完這句話後，曾希聖不由得哈哈大笑起來，老戰友失散14年的兒子這就算是找到了。這世界上的事情，果然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曾希聖一麵跟項南說明他父親的情況，一麵感歎造物的無常與世事的紛繁。不過，上天還是憐憫這一對為革命做出重大貢獻的父子，讓他們在有生之年得以重逢。

不過，這對父子由於工作的關係，並未馬上就相認，而是保持了長達4年的書信聯係。在這些一來一往的書信當中，項南與自己的父親項與年傾訴衷腸，當年所有的不解和誤會就此煙消雲散。項南這才深深地理解了父親多年來的不易，他悔恨自己年輕時的怨恨。

1953年，項南被派往北京參加全國青年團第二次代表大會，在與父親分別18年後再度見到了他。父子兩人約定在頤和園見麵，滿頭白發的項與年見到自己的失散多年的兒子後，與他緊緊地擁抱在了一起。這種父子之間的親情，是無法簡單地用語言描述的，正如蘇東坡所寫的那首著名的悼亡詞一般。

“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

雖然蘇軾是為亡妻而寫，但這種情感是人類共通的。項與年見到了自己的兒子項南後，十分關切地詢問了他這些年的情況，同時也講明了自己的身份，他知道為了革命虧欠家庭太多了。但此時已經能夠獨當一麵的項南，已經能深深地理解自己的父親，他為有這樣的一位偉大的父親而驕傲。

隻不過，父子兩人在短暫的相聚後再度分別，他們都堅守在各自的崗位上為國家和人民效力。1978年，84歲的項與年在福建省龍岩市去世，遠在意大利考察的項南未能參加父親的追悼會，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遺憾。

19年以後，項南同誌在北京逝世，享年79歲，這一對偉大的父子永遠地團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