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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摘 要]2008年，美國爆發了嚴重的金融危機，引發了更多的勞資矛盾和勞資衝突，對本來正處於勞資衝突高發期的我國勞動關係無疑是雪上加霜。減少勞資矛盾、緩和勞資衝突，保障社會安全，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穩定的環境，已成金融危機背景下，黨、政府和企業麵臨的重要而緊迫的任務。
[關鍵詞]金融危機；勞資關係；對策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和完善的過程中，勞動關係問題越來越成為影響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最為突出的社會問題。金融危機對我國的影響日益加深，受金融危機影響最大的是我國的企業，對本來正處於勞資衝突高發期的我國勞資關係無疑是雪上加霜。金融危機背景下，如何減少勞資矛盾、緩和勞資衝突，保障社會安全，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穩定的環境， 已成為黨、政府和企業麵臨的重要而緊迫的任務。
一、金融危機背景下我國勞動關係現狀分析
勞動關係是企業內部最基本的關係。勞動關係是否穩定和諧，直接決定和影響著企業的存在和發展。為了構建和諧的勞動關係，應當對勞動關係不和諧的表現及其因果進行探究。
勞動關係是勞動者和用人單位為實現勞動過程而形成的一種社會關係，是人類社會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最為基本的社會關係。影響勞動關係的因素有許多：勞動者和用人單位的內部因素；經濟環境、政治法律環境、社會文化環境外部因素，勞資矛盾和勞資衝突就是這些內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目前影響我國勞動關係大的經濟因素主要有兩個：一是經濟體製改革，二是當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伴隨我國經濟體製進入了一個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的經濟轉型期，我國的勞動關係經曆著由行政化的勞動關係向市場化的勞動關係的轉變過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關係的實質是勞動和資本的結合。利潤最大化是資本的直接追求，工資最大化則是勞動的直接追求，勞動關係的矛盾和衝突即由此而來，這是影響勞動關係的內部因素。勞資衝突體現為勞動者的生存權和資本的財產權的衝突。由於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居於社會經濟關係中主導的核心的地位，而勞動者居於從屬和被動的地位，所以，勞資衝突產生的一般原因，都是由於勞動者一方的權利或利益被侵害或其合理要求未能實現而致發生。
從我國目前勞資衝突的性質來看，絕大多數是由於勞動者的基本勞動經濟權益被侵害，而又長期得不到解決而致”[1]。總之，在市場化的過程中，勞資矛盾積累越來越多，進而成為影響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最為突出的社會問題。是不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勞資矛盾、勞資衝突一定增多、一定激化，回答是不一定的。那麽造成我國勞資矛盾高發這一狀況的原因是改革開放以來，“國家主要的目標是實現國家經濟的現代化、企業效率的增長，而且這種現代化和企業的效率增長，是以出口導向型工業化作為一個推進器來推動的。在這種情況之下，中國就要把能夠去參與國際競爭的要素確立下來，毫無疑問這就是勞動價格的比較優勢。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經濟發展是要靠犧牲勞動者的就業條件和勞動條件作為一個發展的代價和前提。”[2]隨著國有企業深化改革，勞動爭議不斷增多，爭議數量和涉及勞動者人數不斷上升，國有企業勞動爭議案件的絕對數已經是所有類型企業中最高的。
據《中國勞動統計年鑒》相關數據顯示， 2003 年國有企業結案48771件，占全國總數的21. 5%;其中集體爭議案件3623件，占全國總數的33. 5%。在48771 件勞動爭議案件中， 有45613件是由勞動者申訴的，占93. 5% ,隻有3158件案件由用人單位申訴，隻占6. 5%。2003年公安部做了一個統計，在全國的群體性事件當中，如果把它作為一個總體來看，就是勞工的群體事件占到全國當地群體性事件總數的46. 9% ,將近一半。那麽在各種分類的統計裏麵，勞資關係引發的群體性事件是第一位[2]。影響勞動關係的另一個大的外部因素是當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產生了嚴重的影響：一些企業訂單減少、庫存增加、資金緊張、有的企業賴賬、毀約甚至是倒閉和半倒閉。降薪、停發工資、無限期放假、裁員是許多企業無耐的選擇，一些企業主不願意按法律給予解除合同的工人經濟補償，出現了突然逃跑等種種行為，使得勞資糾紛井噴增多，引發更多勞資矛盾和勞資衝突，給本來就比較脆弱勞資關係帶來不少的衝擊。
從2008年中國勞動爭議案件的數量來看，比起2003年增長了95% ,就是增長了幾乎是一倍。像東部地區，比如說像上海、深圳這兩地分別增長了300%和280%。根據楊宜勇研究員所提供的國家發改委的數據，去年中國共有6. 7萬家中小規模的企業倒閉，全年倒閉的企業超過了10萬家。由於長三角、珠三角大規模的企業倒閉，所以大量的民工失業，有的被拖欠工資，有的提前退保還鄉，所以導致勞動爭議和罷工的現象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頻率在增加。
其實勞資矛盾和勞資衝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是一種無法避免的客觀的存在，尤其是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大多數工廠采用減薪、不買社保、克扣工資、推遲發工資、放假停工等形式轉移國際金融危機的風險，勞資矛盾和勞資衝突不僅增多，表現也更是激烈。麵對這種情況，如果對勞資矛盾和勞資衝突處理得當，可以成為推動市場經濟條件發展和完善、成為幫助走出經濟困境的內在動力之一。但是如果處理不當，輕則會影響社會經濟的穩定和發展，重則要引發社會動亂以威脅社會安全，於是減少勞資矛盾、緩和勞資衝突，保障社會安全，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穩定的環境，就成為黨、政府和企業麵臨的重要而緊迫的任務。
二、和諧勞動關係的基本特征
和諧勞動關係是指勞動過程中的主體與客體之間的和諧關係，包括人與人、人與物（自然環境勞動條件等）的關係。
什麽是和諧勞動關係？ 這是我們建立和諧勞動關係必須首先明確和把握的問題。從勞動關係本身屬性出發，根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國勞動關係的變化，通過對和諧勞動關係的內涵、要素、標準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出所謂和諧的勞動關係的基本特征應該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一）和諧勞動關係應當是合同型的。
《勞動法》規定，“建立勞動關係應當訂立勞動合同”。勞動合同一經雙方當事人簽訂，即確立了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的勞動法律關係，他們之間的有關勞動權利義務通過書麵形式確定下來，使之固定化、具體化、以此規範和約束勞動關係雙方當事人的行為，並且通過勞動合同的履行，實現雙方各自的權利[ 3 ]。任何一方違約侵害另一方權益的，都要承擔經濟或法律責任。建立和諧勞動關係，必須全麵實行勞動合同製度，加強勞動合同管理，不斷提高勞動關係雙方當事人的合同意識，依法簽訂並嚴格履行勞動合同，充分發揮勞動合同在調整勞動關係中的積極作用。
（二）和諧勞動關係應當是法製型的。
市場經濟是法製經濟，法律是調整勞動關係的基本手段，是規範人們行為的規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關係在構成、運行、處理等方麵應當實現法製化，法律原則、法律方式應當成為調整勞動關係的主要模式[ 4 ]。我國已經頒布了一係列勞動法律法規，勞動法律體係基本形成，以《勞動法》為龍頭建立了調整勞動關係各個方麵的法律規範，在勞動關係運行的各個環節，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這是建立和諧勞動關係的基本依據和保障。論文網
（三）和諧勞動關係應當是民主型的。
民主化的勞動關係主要包括：
（1）勞動關係三方協商機製。各級人民政府勞動行政部門應當會同同級工會和企業方麵代表建立勞動關係三方協商機製，共同研究解決勞動關係方麵的重大問題，共同參與勞動法律、法規、政策的製定與實施。
（2）平等協商和集體合同製度。平等協商集體合同製度是市場經濟國家調整勞動關係的最基本法律製度。也是工會從整體上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的基本手段，對涉及職工勞動權益問題，如工資、工時、勞動保護、社會保險、生活福利等，由工會代表職工與用人單位進行平等協商，簽訂集體合同，用以規範勞動關係雙方的行為，體現了勞動關係的共同決定權，改變了勞動關係事務的處理由用人單位一方獨占的局麵，從而提升勞動者在勞動關係中的地位和權利。
（3）職工民主管理製度。職工民主管理是職工依法直接或間接參與管理所在單位內部事務，其在協調勞動關係中的作用，主要表現為職工意誌對用人單位意誌的影響和製約，用人單位意誌對職工意誌的吸收和體現，從而使勞動關係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我國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是職工代表大會，應當加強職代會製度建設，依法落實職代會職權，使職代會成為調整勞動關係的重要機製。
（四）和諧勞動關係應當是救助型的。
勞動關係雙方由於價值取向的差異和看問題角度的不同，產生一些矛盾難以避免，關鍵是看有沒有一套解決矛盾和化解衝突的有效機製。我們既要正視矛盾，又要努力地去解決矛盾。勞動爭議就是勞動關係矛盾的表現，勞動爭議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其影響範圍比較大，看似簡單的勞動爭議，如果處理不好，就可能引發群體性事件，影響社會穩定
以創新促和諧，推進社會管理體製改革鍾君今年以來，國務院先後出台了《關於進一步加強新時期信訪工作的意見》、《關於開展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試點的指導意見》、《關於在全國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製度的通知》、《關於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的若幹意見》等重要文件。這表明在社會分層日趨多元、利益矛盾愈加複雜、社會整合和社會控製任務日益繁重、社會公共產品相對短缺的背景下，以創新求和諧，不斷改革計劃經濟體製下形成的社會管理體製，積極創建促進社會和諧的新體製已經提上議事日程。大力推進社會管理體製改革和創新有著深刻的現實動因。黨中央和國務院不失時機地提出社會管理體製改革和創新的任務，具有極為重大的戰略意義。首先，改革和創新社會管理體製是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迫切要求。目前，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同時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趨勢還未根本扭轉，城鄉貧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還有相當數量，統籌兼顧各方麵利益難度加大；其次改革和創新社會管理體製是推動社會和諧的客觀要求。隻有不斷推動社會管理體製的改革和創新，才能有效應對當前社會分層日趨多元、利益矛盾愈加複雜、社會整合和社會控製任務日益繁重的現實情況，從而促進社會和諧；給為重要的是，改革和創新社會管理體製是實現全麵協調可持續科學發展的必然要求。當前經濟社會發展失衡是製約經濟社會科學發展的重要因素。隻有通過不斷推動社會管理體製的改革和創新才能實現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和良性互動，從而真正實現科學發展。社會管理體製的改革是一項綜合的龐大的創新工程，需要經過堅持不懈而富有智慧的探索。為推動社會和諧，實現科學發展，必須在全局和戰略的高度，開拓思路、多策並舉，有重點、有步驟的逐步推進社會管理體製的改革和創新這一重大曆史性任務。其一，社會管理體製改革和創新的重點內容，是要努力建立社會利益的協調機製，舒緩社會緊張，平和社會心態，促進社會和諧。黨中央明確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的四個著力點，擴大就業、完善社會保障體係、理順分配關係和發展社會事業，這些也是推進社會管理體製改革和創新的著力點。工作要做實，重心要下移，優先解決廣大群眾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這一步做到了，才能為進一步開展更廣泛、更深入的社會管理體製改革以及整體推動改革開放事業創造良好的社會氛圍。完備的社會管理體製是比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更為浩大而艱巨的社會建設和改造工程，需要從長計議，穩步推進。其二，社會管理體製改革和創新的前提條件是加大對社會發展和社會事業的投入。這是政府履行社會管理職能最實在的表現。而評價政府效能的一個重要指標就是看用於政府本身的管理成本與用於受益對象的資金的比例。在國際上，一般認為服務型政府的基本標誌是60%以上的財政預算要用於社會發展，中國當前的投入是遠遠不夠的。可喜的是，最近幾年，中央和各級地方財政對社會發展和社會事業的投入不斷加大，城鄉最低生活保障製度、免費的九年義務教育、農村新型合作醫療等都在大力推進之中，社會事業投入嚴重不足的局麵開始有所轉變。這是符合全麵建設小康社會戰略部署的，也是全國老百姓尤其是中低收入群眾的福祉。其三，社會管理體製改革和創新的關鍵是明確政府和社會的責任分工。我們這個13億人口的大國，曆史和現實的國情又非常複雜，再龐大的政府也不可能包攬全部社會事務。在目前我國社會自治能力較弱、社會組織發育不健全的情況下，應進一步發揮公眾參與的作用，將公眾參與的方式方法製度化、法製化，真正維護和確保公眾和社會組織對社會管理的參與權。要創新政府公共服務的提供方式，努力實現社會管理的科學化，建立健全重大決策聽證、質詢、公示、論證以及責任追究等製度，減少公共決策的隨意性，做到公平管理、透明管理。其四，社會管理體製的改革和創新，難點在於新的運行機製的探索和創造。在經濟領域成功地實行了市場化改革以後，社會管理是否可以市場化？經驗證明，市場機製在社會領域的作用範圍是有限的。在某些社會領域，市場機製的作用是正麵的；而在另一些領域則是負麵的，無節製地在社會領域尤其是公益事業領域實行“市場化”、“產業化”，難免走偏方向。社會生活比經濟生活複雜得多，在社會生活中起作用的不僅有市場機製，還有法律的、倫理的、心理的、文化的機製，讓這些機製各得其所，各展其能，而又相互補充、相互協調，就必須創造綜合的機製係統。總之，社會管理機製的改革和創新，對於解決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對於形成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局麵，對於推動我國經濟社會轉入科學發展軌道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需要我們在實踐中不斷加以推進。
橄欖型”分配格局指的是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相對較少，中等收入者占多數的收入分配結構。與“橄欖型”分配結構相對的是“金字塔型”分配結構，即低收入者占大多數的分配結構，這是一種兩極分化的結構。盡管對於當前我國是否屬於“金字塔型”分配結構，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看法，但收入差距過大，並且呈現繼續拉大的趨勢，是當前不容忽視的事實。一方麵，一些富人在世界各地購買豪宅、名車及各種奢侈品一擲千金，甚至令發達國家的民眾都感慨“中國人真有錢”；另一方麵，我國大多數人隻是實現初步小康，還存在數量眾多的貧困家庭。許多國家的實踐都證明，收入分配結構呈“橄欖型”的社會比呈“金字塔型”的社會要穩定得多。在我國，人民群眾對收入差距拉大已經意見很大，並且成為許多社會矛盾的深層次原因。如果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必將成為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重大隱患。因此，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調整國民收入分配，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數的“橄欖型”分配格局，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要求，也是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
貧富懸殊仍在拉大
相關數據顯示，從1978到2006年，我國居民收入年均增長6.7%，這跟中國高達兩位數的經濟增速形成鮮明對比。而且，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突破了合理的限度也已是不爭的事實。
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統計數字，中國目前占總人口20%的最貧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費的份額隻有4.7%，而占總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費的份額高達50%。突出表現在收入份額差距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東中西部地區居民收入差距過大、高低收入群體差距懸殊等方麵。說到貧富懸殊，不可避免地要提到一個概念——“基尼係數”。
基尼係數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於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基尼係數是判斷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重要指標，這個指數在0和1之間，數值越低，表明財富在社會成員之間的分配越均勻。國際上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線”。一般發達國家的基尼指數在0.24到0.36之間。
相關人士告訴記者，由於基尼係數的計算過程比較繁雜，計算方法也不統一，目前我國國家統計局並不統計基尼係數這一指標。
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1960年代，我國基尼係數大約為0.17~0.18，1980年代為0.21~0.27，從2000年開始，我國基尼係數已越過0.4的警戒線，並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0.496，2007年達到0.48。
世界銀行報告同時顯示，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這兩個數字的比在中國是10.7倍，而美國是8.4倍，俄羅斯是4.5倍，印度是4.9倍，最低的是日本，隻有3.4倍。
這也就意味著，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由世界上居民收入最平均的國家之一，變成世界上居民收入差距較大的國家之一，城鄉、區域、行業、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持續擴大。
此次中央對分配問題的強調，除了“提低”，另一個重點是“擴中”，即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中等收入者是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力量。從拉動內需、刺激消費的角度看，逐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也至關重要。多年來，相對於外貿和投資中國經濟三大動力中的消費顯得薄弱，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等收入者所占比重不夠大。
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從黨的十六大開始就已強調。多位學者認為，這表明中國決心構建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收入分配結構。
然而，“我國至今為止都沒有形成中等收入階層的雛形，”楊宜勇有些遺憾地表示。
楊宜勇認為，中等收入者比重低是與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相關的，收入和財產向高收入者集中，基尼係數居高不下，中等收入者比重便難以提高。
對此，高書生認為，在解讀“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時，學界還出現了兩個偏差或誤讀，一是把中等收入者解讀為中產階層，二是將改革開放中先富起來的人解釋為中等收入者。
在他看來，中等收入者隻是相對於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而言的，而上述兩種解讀事實上幾乎都是指高收入者。端正了這一認識，才能從收入分配體製改革的角度，去研究阻礙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現實問題。
高書生意下的“現實問題”如，社會保險繳費率偏高，以個人為單位且未考慮購房貸款利息支出等因素的納稅政策，都對中等收入者產生很大壓力。
政府在二次分配方麵也應該發揮更大作用，通過發揮財稅政策的收入轉移作用，確保財政的公共性和滿足教育、社會保障、公共衛生等有關方麵的發展目標。通過加大二次分配領域的調控力度，將公共支出和基本公共服務的重點，逐步轉向城市低收入者和廣大農民，更好地滿足人們這方麵的需求。
就“限高”而言，要讓高收入者承擔更大的社會責任。例如，加強針對高收入者的稅源監控和稅收征管，適當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適時開征物業稅、遺產稅等主要由高收入者承擔的新稅種，鼓勵高收入者發展社會慈善事業等。同時，要調整不合理的高收入、規範灰色收入、打擊非法收入。
在稅收杠杆中，消費稅調節收入差距的作用也應當得到重視。2006年，我國對消費稅稅目、稅率進行了調整，新增了實木地板、遊艇、高爾夫球及球具、高檔手表等稅目，但對一些新出現的高檔消費項目如高檔娛樂設施，健身類、保健類設施，高檔住宅仍未列入征稅範圍。有專家建議，應當對消費稅稅目和征收範圍進行適時適當調整，增強其在調節收入差距方麵的作用。 “有社會責任心的中間階層應該是社會中堅，但這有待於這個階層的“自我意識”亦即常說的公民意識的形成。”
在當今中國，隨著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觀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社會學理論中“橄欖型社會是穩定的社會”的判斷，也已經得到學界和公眾的普遍認可。
社會學理論認為，一個社會大致可分為4個階層：富裕階層、中間（中等）階層、勞工階層和貧弱階層。中間階層的出現，使原來對立的貧富兩極變成了一個連續的數列，收入和財產從富裕到貧窮逐級遞減，這就讓每一個社會成員看到拾級而上的希望，有助於緩和貧富差距造成的社會對立情緒。在現代社會中，通常認為：一個社會應該有60%—70%的人口（或家庭）屬於中間階層，這樣的社會才是穩定的。按照這一劃分方法，中等收入群體，正類似中間階層中間階層的衡量，不僅包括收入和財產，還應包括職業聲望和自我認同。
在物質財富方麵，“收入中等，寬裕有餘”是他們的基本追求。收入中等，會以其消費的方式和財產的擁有表現出來。一般認為：有房有車，有一定的金融資產，是其顯著標誌，因此中間階層在國外有時也被稱為中產階層。其實，這個衡量尺度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正在為之努力的“小康”生活水平應該是異曲同工，或者說，“小康”生活水平其實是中間階層的中國式表達。從某種意義上說，財產是收入的積累和固化，“中等收入”對於這一群體的形成很重要。
在職業方麵，當今社會，職業穩定性相當重要，因為由職業獲取工薪收入，仍是大多數人的生活方式。其次是社會評價。一般而言，因為知本的崛起，“憑本事吃飯”的知識分子或專業技術人員（包括技術工人）會得到大多數人的青睞。因此，知識分子、白領、專業人士常常是中間階層的近義詞。
在自我認同方麵，由於中間階層意味著一種個人和家庭的有尊嚴、可持續的生活形態，因而承載了很大一部分公眾的期待和夢想。不但在發達國家，而且在一部分發展勢頭較好的發展中國家，社會大眾都熱衷於躋身中產的行列。發達國家的中間階層認同率達到60%—70%，而在印度，認同率能達到80%。中間階層認同率高，說明一個社會在生活態度上的積極上進，公眾覺得有奔頭。
改革開放30多年來，由於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樣一個中等收入群體正在逐漸形成。中國社科院的陸學藝教授經過長期研究後指出，如今中國的中間階層能占到23%；而在5年前，這個數字是18%。陸學藝教授曾經期望中國的中間階層能夠以每年1%的幅度增長，現在看來，這個期望正在變成現實。依此推算，到2020年，中國的中間階層能夠占到人口的1/3。隨著今年開始的社會分配政策的調整，這個數字有望突破。
社會學理論認為：有社會責任心的中間階層應該是社會中堅，但這有待於這個階層的“自我意識”亦即常說的公民意識的形成。在汶川大震中，很多誌願者自發奔赴災區參加抗震救災，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公民意識的覺醒。
然而，很多人並不認為自己是“中等收入群體”。這與當前房地產市場的房價高企、持續上漲密切相關。因為擁有一套自有房產通常被看作是中間階層的標識，而當本來有望進入中間階層的社會群體距離這個期望越來越遠時，就會引起利益攸關者的騷動不安。於是，“房奴”、“蟻族”為代表的公眾輿論開始進入社會主流意識。
一個社會中的中間階層的形成和發展壯大，也需要社會管理者理性地給予培育。在發達國家走向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的過程中，都采取過一些政策措施幫助藍領工人購買自己的住房，讓他們擁有自己的資產，譬如對購房者減免稅收乃至予以補貼。二戰以後，很多國家的政府以住房社會政策來實現“居者有其屋”的目標。
30多年前，鄧小平提出：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以先富帶後富，實現共同富裕。今天，我們是否可以這樣來表達：讓大多數中國人，走入“中等收入”的行列。
多數學者認為，一個真正現代化的、穩定的國家必然是以中等收入階層為主體，高、低收入者所占比重都不大的“橄欖型”結構。現代社會或者工業化社會的分配格局應該是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它有龐大的社會中間層即中產階級。在社會中間層規模大的社會裏，社會資源的配置一般都比較合理，經濟分配差距比較小，大多數社會成員能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獲得比較豐足的經濟收入和公平的發展機會，生活比較安定，社會成員在現代化過程中普遍受益。
些基本事實進而放在合理的框架內去認識，正考驗我們的膽識與智慧。二是因美國國內政治因素發酵而強化的問題，如貿易保護主義、穀歌事件等。2010年是美國中期選舉年，一切為選舉服務、為國內政治服務是美國政治的基本規律，麵對守住民主黨在參眾兩院多數黨席位壓力的奧巴馬政府，屆時很可能不得不以部分犧牲國際利益換取國內政治利益。最近一段時期，一度“克製”的克林頓國務卿頻頻在人權、網絡安全等議題上對中國發難，撇開對華大戰略考慮，顯然有國內政治的重要考量。三是美國發展轉型衍生的問題。比如，奧巴馬“新政”的一個重要內容，是鼓吹美國經濟結構、消費方式的重大調整，尤其強調美國要加強出口導向，以此刺激經濟、增加就業、調整結構。在這一背景下，人民幣匯率問題開始由少數國會議員與部分利益集團的炒作上升到戰略高度，進而容易演變成集體對華施壓的戰略性舉措。一旦處理不慎，容易與已然嚴重的貿易保護主義糾結在一起，共同衝擊中美經貿關係的基礎。除去上述變量所導致的眾多問題外，還有一些力量在人為激化中美之間的矛盾。其中較為突出的是海外輿情。如位於紐約的美國調查公司歐亞集團關於中美關係是2010年全球十大風險之首的預測，盡管論據極不充分，但影響卻十分巨大，容易給人造成一種強加的印象，並因此對號入座，彼此相互印證，給客觀事實人為增加幾分主觀色彩，進而誇大風險性與矛盾性，掩蓋中美關係的基本麵與合作麵。其結果是使一些可以化解的矛盾變得更加複雜，進而因此“綁架”整個中美關係發展大局.
高考製度一考定終身由來已久，我們國家的國情就這樣，都是應試教育，從小學一直到高中都是以成績來定位學生的優秀程度，不管是小升初，還是初升高，都是以學生的考試成績來選擇學校。老師的獎金是根據學生考上多少個重點學校或者是重點一本，以及我們國家規定的211學校和958學校，從國家的教育部就定製這樣的學校優秀情況，我們的學子們隻能從成績上看是否優秀，就導致我們老師注重學習成績，學子們更注重學習成績，這種現象的存在還是我們的招生製度，以及我們教育部的規定。沒有打破這種機製，如何反過來讓學生、家長、老師不注重成績。所以想改變招生製度，必須改變我國的招生製度，這方麵我們可以其他國家，例如；美國、英國、德國等等。他們的教學質量，以及大學排名在全球一百名學校中占據很大的位置，然而中國，前一百名幾乎全軍覆沒。所以這些不得不令我們深思。
中國教育學會常務副會長戴家幹認為的這三點我是比較認同的，也是管理體製問題，無論是製度建設還是考試方式，都是建立在一個人不成功的基礎上。以考試代替評價，以考試結果代替評價結果。 教育最大的浪費是數據的浪費。所以會長所說的就是我們國家的教育體質問題，不變革體製，不可能不讓我們的學子們注重學習，我記得我們老師曾經說過一句話：現在博士生、研究生、本科生一抓一大把，沒什麽用，如果你沒有學曆，你更沒用。雖然有點絕對，但是不無道理。
十一五計劃是中國製定並實施的第十一個五年計劃，同理，十二五計劃則是第十二個五年計劃，均是對不同五年計劃的簡稱。
二者的區別在於麵臨的發展需求及問題不同，計劃的具體內容和指向性不同。五年計劃與國民經濟的發展緊密結合，在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同曆史階段體現出了鮮明的階段性特征。
十一五計劃從2006年開始實施，到2010年結束，十二五計劃從2011年開始實施，2015年結束，國家的十三五計劃正在實施中。
擴展資料：
五年計劃的實施意義
1、對國家：五年規劃在中國仍然具有重要地位，所提出的目標對公共部門仍具有重大影響力，因此對經濟的管理具有決定性作用，為國家及社會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方向。
2、對人民：國家五年規劃就是對全體人民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的規劃，是提高全體人民發展能力、創業能力、創新能力的規劃，指導全體人民根據國家發展需求不斷提升自我。
參考資料來源：百度百科-五年規劃
中國社科院解析“社會新常態”：麵臨六大階段性轉折
社科院認為，在經濟新常態的背景下，社會也有一種發展的“新常態”，我國社會發展實際上進入一個“新成長”階段。社會發展呈現從以數量導向為主向以質量導向為主轉變的趨勢。
“從近兩年發展的情況看，這種新成長的特征越來越明顯，越來越呈現出一些不同於以前發展形勢的新特點，或者說在社會發展方麵呈現出一些轉折時期的特征。”李培林說。
轉折一
城鎮化發展的階段轉折
國際上城鎮化的發展階段，通常分為人口向城市集中、郊區化、逆城鎮化、再城鎮化等幾個階段。
我國城鎮化水平從2011年開始超過50%，2014年估計會達到近55%。李培林說，我國城鎮化是一種加速型、跨越型的發展，一方麵城鎮向人口集中還沒有結束，另一方麵城鎮郊區化和逆城鎮化現象已經展開，這預示著一種新的趨勢到來。
“雖然這些跡象還隻是以農家休閑、鄉村養老、城市人經營鄉村第三產業等形式表現出來，但是一種未來大潮的征兆。”李培林說，城鎮郊區化和逆城鎮化並非城鎮化的倒退，而是城鎮化發展的新階段，是城鄉一體化的提升，孕育著巨大的新發展空間。
社科院研究顯示，像我國這樣的人口大國恐怕很難單靠人口向大城市集中來解決城鎮化問題，估計我國城鎮化要到2035年前後達到75%才會穩定下來。
藍皮書稱，在我國，逆城鎮化的過程遲遲沒有產生，並非隻是因為發展階段未達到或者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薄弱的問題，與戶籍的限製和農民住宅無法進入市場也有很大關係。
李培林認為，在這方麵我國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和結構變動彈性，應當因勢利導，積極推進新型城鎮化。
轉折二
勞動力供求關係的階段轉折
最新研究發現，中國的失業率在經濟增長速度下行的情況下並沒有出現惡化，反映真實失業情況的城鎮調查失業率與統計口徑有一定局限的城鎮登記失業率非常接近。“這在過去經濟增長速度下行的時候從未有過，是一種意外的驚喜。”李培林說。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陳光金介紹，出現這種情況主要有三個方麵的原因：一是政府大力促進新增就業的措施發揮了作用，2014年新增就業崗
位1000多萬個；二是現代服務業的快速發展發揮了就業拉動作用，服務業對就業的拉動作用高於第二產業和第一產業。如北京的快遞服務業和汽車代駕服務業這
種新業態的就業崗位大幅度增加；三是勞動力供求關係確實發生了深刻變化，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和勞動力人口的總量都已經開始下降。
“未來我國甚至會出現比較突出的勞動力結構性短缺。”李培林說。
同時，社科院研究也顯示，經濟新常態下就業結構性問題突出。藍皮書作者、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際勞動保障研究所副研究員陳雲說，這主要表現在四個
方麵：以高校畢業生為主的青年就業問題突出。預測到2030年，勞動年齡人口中大專及以上學曆比重將超過30%，新成長失業人員及其中的應屆畢業生比例均
呈上升趨勢；大齡勞動者就業壓力或將增大，大齡低技能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被邊緣化；技能結構矛盾將進一步緊張；受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影響，農村勞動力向二、
三產業轉移，就業難度或將進一步加大。
轉折三
收入分配變化的階段轉折
改革開放以來，在拉開收入差距、提升經濟效率的政策取向和市場經濟本身規律的雙重作用下，收入差距總體上呈一路擴大的態勢。這種態勢到2008年達到頂點，基尼係數為0.491。此後至2013年的5年，基尼係數開始緩慢回落。
陳光金分析，這種回落得益於四個重要因素：一是城鄉差距開始縮小，農民人均純收入已經連續4年增長速度快於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二是區域差距得
到控製，相對發展滯後的中西部地區已經連續近10年經濟增長速度快於比較發達的東部地區；三是在勞動力出現結構性短缺的背景下，人工成本出現持續增長的態
勢；四是大規模地減少貧困。
陳光金認為，我國收入分配狀況的改善，為增加消費對經濟的拉動力量和轉變發展方式提供了新的有利條件。
藍皮書作者、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認為，未來我國總體居民收入差距將會進一步縮小，但“個人所得稅的快速增長值得重視”。數據顯示，2014年前三季度，我國個人所得稅同比增長12.4%，而全部稅收的同比增幅隻有7.4%。
轉折四
職業結構變動的階段轉折
陳雲對記者表示，經濟新常態是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經濟結構轉型升級過程中出現的必然現象，必然伴隨經濟結構、城鄉結構、產業結構和地區結構的深刻變化。
中國城鎮化進程加速，產業結構調整力度加大，以沿海地區經濟轉型和中西部地區趕超為特點的區域性結構變化，都將要求對人力資源的配置進行調整。
2013年，我國經濟產出總量中，第三產業比重首次超過第二產業，達到46.1%，而第二產業比重為43.9%，第一產業比重為10.0%。
2014年延續了這種態勢。社科院預測，到2016年我國第三產業比重有可能首次超過50%。李培林認為：“這是我國即將從工業化中期轉入工業化後期的重
大標誌。”
李培林說，由於服務業的就業彈性高於工業，更高於農業，這種經濟結構的變動，也會更深刻地反映到職業結構的變動上。或者說，我國將開始一個新的職業
結構階段，即所謂“白領時代”，在非農從業人員當中白領從業人員總量超過藍領從業人員。西方國家一些有爭議但備受關注的議題如“大眾消費時代”、“中產階
層”等都是在這個階段提出的。
轉折五
居民生活消費的階段轉折
2000年以來，我國最終消費率和居民消費率都曾連續十幾年呈下降態勢，但近兩年情況正在發生變化，特別是最終消費和居民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日益強勁。
根據2014年上半年的數據，最終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是54.4%，拉動GDP增長4個百分點。固定資本形成對GDP增長的貢獻率是48.5%，拉動GDP增長3.6個百分點。
“經濟新常態下，消費也處於結構升級的關鍵階段。”陳光金說，經濟增長的需求結構應進一步優化，要讓人民生活改善和消費增長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
“國內消費已經超過投資和出口，成為最主要的經濟增長推動力量。”李培林說，居民生活消費層級不斷提升，以房、車、休閑、旅遊、通信、網購引領的新型大眾消費時代到來。
社科院上述研究成果認為，應促進經濟增長動力結構轉換，包括讓民間投資在更大程度上成為投資主渠道，讓國內社會消費成為新常態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源泉。
轉折六
社會發展質量的階段轉折
“社會新常態”也意味著人們要直麵環境汙染、貧富分化、食品安全等一係列挑戰，並通過製度創新和改革解決問題，提升社會發展質量。
社科院研究發現，目前，勞動爭議仍然是社會矛盾衝突數量最多的一個方麵。統計數據顯示，今年前三個季度，各級勞動人事爭議調解組織和仲裁機構共受理案件52.2萬件，涉及勞動者72.1萬人，同比分別增長5.6%和11.1%。
由各種勞動爭議引發的勞動者群體性事件數量也有較大增長，事件焦點主要涉及工資（討薪）、企業裁員和經濟補償、出租車運營爭議、職工保險福利爭議等問題。
此外，房價、食品藥品安全、環境質量等仍為人們關注的主要社會問題。盡管政府出台了多種措施並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這些依然是影響人們生活質量改善、生活水平提高的最主要問題。
“社會新常態下，我國以GDP為主要指標的發展數量和規模擴張的階段，已經逐步為更加注重發展質量和效益的階段所替代。”李培林說，如今，人們對生活質量、健康、食品安全、水和空氣清潔、滿意度、幸福感等都有了更高的要求。一個更加注重社會發展質量的新階段已經開始。
李培林對記者表示，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長速度回落至7.5%左右，既是30多年來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意味著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麵都需要適應這種新常態。
上述六個階段轉折，意味著不僅在經濟領域，而且在整個社會領域，都出現了一種新的常態，或者說一種新成長階段。這既帶來一係列新問題、新挑戰，也意味著新的機遇和新的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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